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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只大白鹅闯的"祸"
1980年春节前夕，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宣传，家家户户正忙着打扫房屋、置办年货，看着邻居的小伙伴有肉吃，4岁的儿子刘相宇馋的流口水，嚷嚷着跟爸爸要肉吃。
1980年的成都天府广场
刘永行摸摸兜里的2块钱，满面愁容，当时的刘永行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本来他是准备用这两元钱交学费的。一年到头没吃过几回肉，到了年关都想吃的，如果买肉，学费就没着落了，刘永行感觉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很不称职，左右为难了2天，咬咬牙到集市上买了一只鹅，先给儿子过一个美美的春节再说。
白白的大鹅抱回家，儿子喜欢得不得了，说要带着大鹅到外面池塘去玩。才一会儿，儿子哭着跑回来了"大白鹅跑了！"原来牵绳断了，大白鹅顺着池塘游走了。
刘永行夫妇赶忙四处去找，找遍了大半个县城，也没发现大白鹅的影子。看着又哭又闹的儿子，连儿子过年吃肉的愿望都满足不了，刘永行满心内疚，心疼得直跺脚。
邻居听到刘相宇的痛哭声，提醒刘永行："你不是会修理电器吗？现在集市上就缺修电器的，你去试试，肯定赚钱。"
刘永行犹豫了"这行不行？现在可没有人自己做买卖啊"可是一家三口过春节的钱还没有着落，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找了块硬纸板，简单地写了几个大字"专修无线电，又快又好，"扛着就去了集市，在县城幼儿园的墙边摆起维修摊。
1980年的街头
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集市上极少有人自己摆摊做买卖，刘永行有些担心受怕，万一被政府抓起来怎么办啊。
但是出乎意料，很快就有人捧着收音机找过来，修好开机一试，成功了！总算赚到了第一笔钱——2毛钱，刘永行把钱塞进了鞋里，生怕政府管理人员来没收，怕又搞丢了，他紧张得冒汗。
可能是平时修理电器的人少，摊位前越来越热闹，来修电器的人都希望刘永行能经常出摊。别人都在走亲访友，热热闹闹过春节的时候，慢慢壮起胆的他哪都没去，在春节前后足足摆了10天摊位，心里还在惦记着那只跑走的大白鹅，一门心思想着多赚点钱给儿子买肉吃。
十天下来，一算账，足足赚了300多块，刘永行夫妇吓坏了！这是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关起门来反复数了一天。
高兴啊！不仅儿子有肉吃了，自己也有钱交学费了，关键是一家人下一年的生活费也足够了，腰杆立马直了。
② 扔掉"铁饭碗"
这件事一直强烈地刺激着刘永行，毕竟仅用十天的时间，一下子就赚到了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沾沾自喜并没有停留多久，这让包括刘永行在内的四兄弟蠢蠢欲动，他们想到：赚钱的时代来了！
从1979年开始，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广阔农村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8亿农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有胆大的人，试探着搞副业、办个体，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1980年9月30日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个体饭店——悦宾饭店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开业
1982年，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全国上下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1981年前后，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家电产品的销量都在急剧提升，仅1980年上半年电视机的销量，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加了1.8倍！尤其是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城市。
国家对死板的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的放宽，在整个社会的最细微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大小小城镇市容的变化，大街小巷里开始出现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家电维修等，自由市场、流动摊贩及少量的货摊，迅速让城镇有了烟火生气。
80年代初的个体户
哪怕是到了90年代，我爸担心我考不上高中，带着我去拜访修家电的亲戚，计划叫我后半生就干这行，当时确实很吃香的。
这让嗅觉敏感的刘永行等兄弟四人很是振奋。如果当时刘永行兄弟四人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了生存被迫下海，那么这个传奇故事便不值得再讲下去。恰恰相反，刘氏兄弟四人都是个个捧着铁饭碗的"国家干部"：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某国营单位计算机室的职工；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上班；老三陈育新（即刘永美）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在县里当农业技术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省里一所中学教书。
一家四个儿子都成才，且捧上国家铁饭碗的情况，在哪都是中国家庭人人羡慕的对象。兄弟四个一有空就坐下来讨论国家形势和政策导向，探讨今后共同发展的可能性，都明白辞去公职下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且心怀极大的勇气。
1983年2月，大年三十的前几天，四川省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一间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刘家四兄弟围坐着破旧的桌子，召开了一次将决定整个家族命运，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商界的家庭会议，决定辞去工作，一起下海！
四兄弟当中，老三陈育新的情况最特殊，家庭情况也最贫困。年幼时因为家里无力养活，老三刘永美过继给了也并不怎么富裕的陈家，并改名为陈育新，即使是老三成家之后也过得紧巴巴的。
陈育新首先举手表态："二哥那么容易就赚到了300块，我们现在只要肯干，一定也能赚钱，要辞职的话我做第一个，我老婆就是农民，我自己也当过12年农民，我先辞职在家做实验，搞砸了还能靠承包田过日子。"
看着老三下如此大的决心，其他三兄弟一致拥护老三的做法，大家统一意见后，四兄弟或直接辞职或停薪留职，陆续退出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主动扔到了"铁饭碗"做专业户。
但是做专业户搞什么项目呢？陈育新说，他曾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一种叫红育的良种鸡可以推广。他觉得推广这种鸡，可以改变农民的养鸡模式，让农民多赚钱，自己也可以得到收益。他提议，建一个良种鸡场，把外地的鸡种引进来，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然后回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出售。如果搞这个，一定可以赚钱。老三的提议再一次得到大家的赞同。
经过连续三天的家庭会议，刘永行兄弟四人达成一致意见——搞种鸡养殖。
如此大胆且看似有些狂妄的举动，在小小的四川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在疯传：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傻乎乎地放着"铁饭碗"的工作不要，要一起辞职干专业户、回家当农民……人们说的很难听，就连老母亲也对儿子们的疯狂做法不理解，劝他们说："你们可要想好了，农民的苦日子你们都体验过，回家养鸡可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但四兄弟还是铁了心准备自己创业。
当时他们每月30多元的工资，养家糊口都紧张，没有启动资金，四兄弟首先想到的是，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仅有1000元的贷款申请——因为"没有先例。"
当时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私营企业的银行贷款，从银行方面得到创业资金的想法被堵死了。当10年后的1992年，国家正式发文，私企业可以取得国有企业一样的权力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刘永行的企业已经达到上千万资产，已经不像1983年那样迫切需要贷款了。
为了凑足创业资金，四兄弟想尽了办法。老母亲拿出多年的压箱底积蓄，老大刘永言把最心爱的电子表忍痛卖给了同事，老二刘永行把刚买的永久自行车低价卖掉，本来这是腿脚不好使的刘永行代步工具······就这样，亲戚朋友变卖家当凑钱，创业的启动资金1000元勉强凑齐。
这1000元钱，对于兄弟四人来说，异常珍贵，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钱必须用在最重要的地方，而且要极其节省。能够发挥自己特长，或者用废旧材料代替的，绝不出钱购买。
没有厂房，老三陈育新就把自己住的房子改造成育雏室；良种场需要用铁丝做墙体材料，老四刘永好就跑到成都的一些工地，找了一大捆废铁丝，骑了4个多小时自行车，摸着黑往回赶，完全忘了自己已经饿了两顿；1983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老母亲找人吃年夜饭，发现4个儿子还在做孵化箱，用的材料都是旧货市场淘来的废钢、旧铁桶，工具还是县城工厂借的；4人找了两块废钢，愣是自己打造了一把剪刀；为了更加精确地称量水泥和沙子，他们专门制作出称量水泥和沙子的大秤、大量斗，一点点地控制称量，不至于造成浪费。
就这样，与兄弟四人的完美合作，逐渐克服了创业初期的艰辛。
兄妹5人身后的育种场
1984年春天，费尽心思的育种场终于建立起来，却发现找不到优良鸡苗，种鸡蛋的收购也是个难题。当时国家刚刚进口一批良种鸡，分散给成都各个县的农贸公司，每个公司大概有十几只，这些良种鸡又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四兄弟听说后，认为要保证自己的养殖场鸡品种的优良，就必须买到这些良种鸡的第一批后代，以于是他们决定分头找到这些农户，用更高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刚下的蛋。
他们每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着筐子，到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寻找买回这些良种鸡蛋。有一次，老四刘永好收购了200多个蛋，晚上10点多才返回，在途经一处田地时，一只狗突然窜了出来，照着刘永好脚后跟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疼痛难忍的他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整天的辛苦成果摔烂了，泪眼婆娑的他，小心翼翼地揣着仅剩的一枚鸡蛋回到家时，已是凌晨。
慢慢地，四兄弟间的默契与信任，成了辛苦当中最为甘甜的部分。良种场的鸡苗孵化很顺利，小鸡苗供不应求。看到市场前景广阔，良种场想要大量孵化，老大决定要用电孵。
意识到这一点，比较擅长家电维修的刘永行在家里忙开了。他跑去破烂市场淘了些零件回来，把家里的碗柜改装成孵化器。改装很顺利，当接通电源后，变压器竟然冒起了烟，差点烧起来。急于想把孵化器研制成功，刘永行特意改进了电器元件的质量，连续熬通宵扛不住了，在孵化器正式孵化的前一晚上，他竟然睡着了，结果电压过高把继电器烧坏了，快要出壳的小鸡全被烧死了。等他一睁眼，看到满眼不幸烧死的小鸡苗，惋惜又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成功了。
1983年9月，经历反复试验失败后，刘永行终于成功研制孵化箱，第一批小鸡苗顺利孵化，35岁的刘永行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辛苦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1983年底，兄弟4人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盈利10万元，另外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
③ 瞅准机会，迅速转行
作为育种场主要负责人的老三陈育新，偶然之中看到集市上有人卖鹌鹑蛋。小小的一个鹌鹑蛋卖2毛钱，价格是鸡蛋的两倍。这一下，精打细算的陈育新打起鹌鹑蛋的主意，小鹌鹑孵出蛋壳40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1年可以抱5窝小仔，就是100多元。
经过一番计算以后，刘氏兄弟四人决定听从老三的建议，转行重点饲养鹌鹑。
然而此时川渝地区的"鹌鹑热"已经过去，饲养利润在逐渐降低，村里人看到刘家兄弟要养别人赚不着钱的鹌鹑，纷纷劝他们不要冲动，搞不好会亏本的。经过商议后，老三陈育新组织了一个科研小组，研究新的鹌鹑品种，不久便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还配制出专门的系列饲料，同时刘永行还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上，摸索出了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饲养法，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
刘永好与陈育新在鹌鹑养殖场
就这样，依靠养鹌鹑，短短几年时间里，兄弟四人顺利发展到净资产1000万元，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兄弟四人的角色是有明确分工的，性格外向的老四刘永好就负责外跑业务。刘永好在外出采购饲料时，注意到饲料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而且被外国企业垄断，他想，如果转行做饲料生产利润会更大。依据对饲料市场的见闻和商业敏感，刘永好给三个哥哥分析："人们对鹌鹑蛋的需求远不如对猪肉的钟爱，谁家的饭桌上都可以没有鹌鹑，但不能没有猪肉，而中国传统的养猪方法太落后了，农民喂猪用青草、大麦和红薯，每头猪一般一年才能出栏。养猪业要想有大的飞跃，必须以发展饲料为突破口。"他建议再次转型，转向饲料生产。
90年初的肉猪养殖户
当时，外国饲料商正竞相涌入中国，大量生产和销售全价颗粒饲料。一时间，中国第一养猪大省——四川各地出现了排队抢购饲料的现象。看到巨大潜力的刘永行四兄弟很快做出决策，马上开始饲料研制工作。
兄弟四人在研发猪饲料
说干就干，马上建起一个有100多头猪的试验场，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论证饲料配方，积累研究成果。四兄弟意识到：想要降低饲料成本，提高质量，关键是增加配方及生产工艺中的科技含量。
1988年，正式成立的希望饲料公司，取代了育新良种场，专业户的发展成为私营企业。同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下了10亩地，投资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聘请30多位专家、教授任职或兼职研究人员，先后派人到国内外各地考察、互访交流。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从33个配方中优选出来的"1号乳猪饲料"脱颖而出。
1989年希望牌猪饲料研制成功
1989年初，希望饲料公司自行开发生产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面世，质量可与泰国"正大"饲料相媲美，每吨价格却比泰国饲料低60元，一下子就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面。
自此希望饲料一举成名。
④ 兄弟分家，世人称道
希望饲料一举成名，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正当他们的事业刚刚红火时，老母亲离开了人世。本来兄弟四人性格就各不相同，在企业经营上也各有各的想法，原本每当兄弟之间有分歧时，都是母亲站出来调和。而现在缺少了调和者，家族企业的发展弊病显现，也让刘永行兄弟四人开始冷静的思考：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产权背后的利益问题越发凸显，如果处理不当，利益之争就会冲破血缘关系的坚硬堤岸，在你争我夺中最后导致亲情荡然无存。
刘氏兄妹
家族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分家。
"亲兄弟，明算账"四兄弟的这次分家，也让大家走上了各自感兴趣的发展领域，为今后各自的领域建树打下了基础。
老大刘永言搞科研出身，他唯一喜爱的还是科学研究，把科研成果回馈给社会是他最大的梦想，立足希望集团的发展，进军科研领域；老三陈育新在看到中国房地产的巨大商机后毅然决定要向房地产发展；刘永行和四弟刘永好坚守本业，依然经营饲料生产。
老大刘永言的希望科技技术研究所
于是，希望集团被划分为三大产业：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市场，刘永行和刘永好一起到全国各地发展分公司。对于产权，兄弟四人并没有斤斤计较，而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
从此，刘氏家族产业"黄金四搭档"的主角，由"陈育新+刘永行"变成了"刘永行+刘永好"。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则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两人组合堪称完美。
1993年第一次产权明晰之后，在5月，仅用7天时间，兄弟两人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⑤ 第二次分家
短短的两年过去了，勤想爱学的刘永行和爱交朋友的刘永好，兄弟二人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重叠和分歧，刘氏兄弟的第二次分家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5年，刘氏兄弟召开了只有五兄妹参加的董事会，标志着刘氏兄弟正式分家，决定进一步明晰产权。这次分家，依然按照平均分配，兄弟四人，每人25%的股权。刘氏企业的两次分家涉及资产上亿，但并未出现"兄弟反目，你争我夺"的情形，以最为和平和简洁的方式，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兄弟四人，每人25%的股权
分家之后，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老三陈育新建立了华西希望集团，老四刘永好成立了新希望集团。在饲料行业内，刘永行和弟弟刘永好约定，十年内二人划江而治，分占北方和南方，不得进入对方的领域。同年，刘永行创建"强大"集团。
分家之后的刘永行一直坚持以饲料为主业，按照市场规律踏踏实实做实业。2002年，刘永行正式进入第二主业——铝电复合体产业，分别在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建设年产规模百万吨的电铝项目和氧化铝项目。同时，他还投资参股了光大银行、上海银行、民生银行、成都商业银行、民生保险公司、光明乳业、北京南山滑雪场等，总投资超过2亿元。
把广告做到火车票背面的希望集团
企业发展到如此规模，很多人劝刘永行上市融资，但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上市赚钱太快，良心上会过不去"。在搏击商海20年之后，刘永行拥有30亿美元财富，东方希望集团已经成为集饲料生产、重化工和投资为主的综合性民营企业，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⑥ 精细地抠门
1999年，刘永行的东方集团总部从成都迁往上海的浦东，有一个记者朋友采访他时，看到刘永行穿着朴素，甚至有点寒酸，问他每天要花多少钱，他乐呵呵的说：每天也就100元吧。七年后的再次采访，有记者重提这个话题，他憨厚地笑了"每天100元都花不了啊。"有一次刘永行出差，秘书忘记给他订机票了，他亲自到售票处排队买票。售票员看到刘永行，诧异地问："您不就是希望集团的老板刘永行吗？您买经济舱？还中国首付呢，我看也挺普通的嘛。"刘永行笑了"本来就是普通人嘛，只是运气好而已"。已是中国首富的刘永行，后来跟记者聊天时，他还"显摆"自己在超市买的40元衬衫，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饲料大王"东方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刘永行精细严格的企业管理，不仅在商海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尊重。
早期养鹌鹑时，很多试验都是在刘永行家进行的，夫妻俩每天都要捡蛋，当时他9岁的儿子嘴馋，哭闹着要吃鹌鹑蛋，刘永行坚决不让，一家三口都不许吃鹌鹑蛋，让妻子上街上去买鸡蛋给儿子吃。"养鹌鹑收入的钱必须全部用于厂里的投资，我们不能私自乱花。"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书架改装成养殖笼架，送给了来家里请教的养殖户；拿出家里的棉被来给电孵化作保温用，在他自家的床上，垫的却是一捆捆稻草。
等企业规模慢慢变大以后，刘永行更加严以律亲。有一次刘永行的妹妹来厂里买鹌鹑饲料，一看这么多人，就跑去找二嫂郑彦初帮忙，二嫂没多想，领着妹妹去找人开后门买饲料。被刘永行发现了，当着众人的面严厉呵斥她们，非让她们把刚称好的饲料倒掉，再去排队。
早期排队购买猪饲料的车队
郑彦初气得大哭，转身跑回家，晚上也赌气不做饭。晚上，刘永行回家乖乖地把饭菜做好，对妻子说"不是我故意给你难堪，厂里定的纪律，我们不带头执行，还怎么去管别人？"刘永行曾有两个亲戚员工，觉得自己有"靠山"，做事松懈，没有按承包合同完成销售指标，被"六亲不认"的刘永行毫不留情地炒了鱿鱼。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刘永行的厂里卖饲料最公平、最实惠。
创业初期送技术下线
管理的精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为了减低饲料厂区与车间之间的运货成本，刘永行让人故意设计了很多上下坡，为的是保证货车载货时能尽量走下坡路，而空车时能走上坡路。
在刘永行兄弟的企业管理过程中，四兄弟均分股权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同时另一件事也被企业家们口耳相传，那就是"女不参政"。当初四兄弟商量要平均分配股权，并不是没有争吵意见，老二和老三的妻子就对此有比较大的意见，她们认为自家出力最大，应该占最多的股份。
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刘永行，找到三兄弟一商量，定下一条铁的纪律；夫人一律回家带孩子，不准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正是凭借着这样一项严格的规定，加之稳健的发展风格，才使得分家之后，各自的事业还能有长足的发展，独领风骚。
四兄弟在规划全国发展蓝图
企业做大之后，不断有人向刘永行建议企业上市融资，但刘永行一直都未采纳。通过上市融资，无疑能够使集团获得更长远发展，股市的高风险也使很多企业和股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刘永行看到的正是后者，至今未将企业上市。东方希望集团的闲置资金在最高是曾达到10亿元之巨，但刘永行对股市炒作却丝毫没有兴趣"从股票二级市场上得来的钱不适合我，我良心过不去。而且我觉得它不安全，如果我也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我现在这样过得踏实。""你的良心得过得去，良心这个东西是人的价值观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人之为人的下限，没有这一点，人还是人吗？"就是坚持着这样的原则，刘永行凭着一颗良心扎扎实实地做着自己的实业。同时这样一种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成为人们对其称道不已的重要原因。
⑦ 事业再大，亲情最大
一面是在企业管理中展现着冷酷硬汉的风格，一面是在家庭中固守着亲情的温情。
四兄弟转行养鹌鹑时，在成都青石桥大街租了一个很大的店铺，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为这个店铺忙碌着，整条街的人都叫他郑妈妈、郑婆婆，人缘特别好。这一守就是十年，日复一日地叫卖着儿子们喂养出来的鹌鹑和鹌鹑蛋。
老大刘永言后来深情的说"母亲10年来守摊点的收入，就是现在希望集团最宝贵的原始积累。"在创业过程中，刘母是一个关键人物——她即是刘家兄弟创业的领头人，又是他们事业上的好帮手，更是兄弟间利益的平衡木和矛盾的灭火器，教他们怎样善待员工、邻居和客户。她的意见虽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很有影响力，刘母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每逢春节，刘永行都会联系兄弟将母亲接来，一个大家族一起过春节。即使是刘母去世后，但仍保持着一起过春节的习惯。
兄弟四人在金钱和利益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感情和理智，着实让人佩服。
创业初期，老三陈育新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第一个辞去工作，几乎一个人扛起了创业初期的巨大风险和繁重的劳动，老三乡下的家就是刘氏产业的诞生地。
那时刘永言和刘永好都在成都工作，刘永行在新津县城上班，孵化工作由陈育新全权负责。第一次分红时，每人分得180元，大家看到了育种场的希望。
腿脚不便的刘永行，买了一辆80元的旧自行车，特别珍惜他的代步工具。但没过几天，他就把自行车给了三弟，认为三弟的损失太大了，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这一次创业遭遇重大挫折，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沉重的压力，三弟为了事业把自家的房子都搭上了，分的那点钱怎能弥补他家的损失呢？"
第二次创业转型养殖鹌鹑时，兄弟几个刚开始约定是按出资的多少分配股权。由于刘永行和陈育新出资较多，再加之两人在艰难起步阶段出力多，因此大家都曾口头约定他俩他俩占大股。
到了1988年事业蒸蒸日，刘永行和陈育新又主动提出"利润平均分配"的原则。刘永行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长远的打算："虽然我们在希望的早期投入多一些，但是在希望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中，这点投入实在不算什么。况且我们下海创业本来求的就是发展，而不是多要集团盘子里已经有的那一点菜。我们四兄弟在创业初期，确实做到了把事业放在利益的前面，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点自私的想法，希望就做不起来。"
老四刘永好
等到1992年，刘永行与老四刘永好搭档做饲料生产时，兄弟感情依然深厚如初，丝毫没有受到利益分配的影响。刘永好到美国寻求海外发展机会时，临行前刘永行对四弟承诺"我在国内发展的所有分公司，你回来后都有你一半的股份。"后来刘永好在海外发展的不如意，想到二哥临行前的话，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大陆与二哥一起发展。
当社会中充斥着兄弟分家，为了一点遗产闹到法庭的新闻时，刘氏四兄弟之间的兄弟感情却依然坚如磐石，亲情永远排第一位，丝毫不受影响。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位受尽寂寞、委屈、失落、担忧而又必须委曲求全的妻子。当初郑彦初坚决反对刘永行辞职，自己的丈夫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并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现在说丢就丢了，将来一定会后悔，她和刘永行争吵了好多次。刘永行对妻子做了最坏的假设"当初你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修电器的，现在你就当我是一个农业养殖专业户，我们重新再来不行吗？"
郑彦初知道自己拦不住决心已定的丈夫。在安装孵化设备那段时间，刘永行把家里所有能保暖的棉被、棉垫等全部拿到育种场里做保温材料，郑彦初气得直骂他败家，只好到乡下拉回一些稻草垫床，把床铺收拾利索；由于工作太忙，年幼的儿子被刘永行送到一个朋友那里寄读，本来对爸爸特别依赖的儿子，一下子缺少了父亲陪伴，开始对爸爸有意见，郑彦初这边在看儿子时，告诉他爸爸又给他买好吃的了，那边为了不让刘永行工作分心，只跟他说儿子在学校表现很好。
但是，郑彦初也有不情愿的时候。有一次她走了几公里，去厂里找刘永行，可是他忙得连抽身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郑彦初等不及了只好挤上前去，刚想开口讲话却被一个粗壮的妇女给挡到了后面，最终一句话都没说上，又走了回去，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私下里对刘永行说"咱们见好就收吧，挣这么多钱已经够花了。"当刘永行的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郑彦初再一次建议丈夫"收兵"。郑彦初和其他普通女人一样，虽然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不能忍受在丈夫心里事业总是比自己重要，她哭着说"我情愿过清贫的生活，宁愿不要那些钱了，我不愿像现在这样生活！"刘永行不停地安慰，说人活着总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最终郑彦初明白了，有形资产的积累，早已不是丈夫奋斗的目标，使他魂牵梦索的是振兴民族饲料工业的理想、希望的事业，自己是拉不回丈夫过小日子的。从此以后，再没提"收兵"的事，默默打理好刘永行的大后方，把三口小家搭理得井井有条。
90年代时期的希望集团厂区
1975年出生的刘相宇，从加州大学米歇尔商学院毕业后，进入东方希望集团，凭自己努力当上了董事，持有东方希望集团39%的股权和东方希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80%的股权。然而，刘永行并没有把事业交给儿子，也没有给他很多特权，他觉得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希望儿子在自己的创业中，去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几年下来，刘相宇不负众望，达到了父亲的"要求"。汶川地震发生后，刘永行以东方希望集团名义，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款1000万元，派遣刘相宇火速赶往灾区一线，调查灾情，组织援救。
儿子的表现，逐渐让刘永行欣慰。
富裕之后，刘永行也坚持做了很多慈善，从1994年开始实打实地拿出巨资，在全国各地贫困落后地区，帮扶产业发展，用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算是最早的精准扶贫之一。仅在山东，刘永行的饲料厂一年纳税就超过了5亿元。
⑧ 独特的财富观
刘永行从不认为，在法定名义上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他说自己的财富是"属于社会"的。"有钱与否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财富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对现在的而我来说，它是社会财产，尽管在法律上现在归在我的名下，但长远看来，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它是我们所有员工创造出来的，它将被继续增加社会财富，用来培养更多的人。当然我对这笔财富拥有支配权，我也珍视这样的权利，这是因为我认为由财富当成一种游戏，成为你人生的一种乐趣，但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可以放松一些，超脱一些，心态就会变得坦然，不会因为得失而影响心理健康，这种状态我感觉很好。"
创业之初，谁都看不上养殖、饲料这样的微利项目，企业做大了，无数人建议刘永行上市，赚更多的钱，但刘永行依然我行我素，让财富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也避免了带给市场金融动荡的可能。有多少人被市场斩于马下，刘永行追求的是让自己足够兵强马壮，根基牢固。正式这种保守的发展方式，让刘永行连续稳坐大陆富豪交椅。
新希望六和凉山新六养殖有限公司探访贫困村民，了解帮扶村民养猪情况
企业壮大之后，通过纳税、慈善等事业，将部分资源回馈社会，得到的是社会的拥护和支持，企业的发展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实业兴国，企业的社会根基也会更加稳固，产业成就大陆富豪"常青树"。
现如今，四大金刚的商业帝国版图都已在各自领域放大，刘永好的新希望也早已主板上市，在中国地产界谋得一席地位，而哥哥们的事业也在原有基础上迸发，做了一辈子实业的四兄弟，像往常一样，在春节相聚，共商希望大业。
参考资料：
《刘永行说》凌龙
《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张小平
《中国饲料大王刘永好在1982：四兄弟脱下"公服"做个体 齐心创业建"希望"》第一财经
《记者探访大山深处的新希望养猪场：今年贫困户分红3000元》中新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