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包拯第29代嫡孙，没上完大学，却在银行业一路做到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37岁白手起家创立环球航运集团，后来成为“世界船王”。

他的投资项目遍布全球，业务涉及地产、金融、运输、酒店等领域，家产达5000亿元。

邓小平曾接见过他9次，评价他是“中国人的骄傲”。

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曾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等都授予他高级勋章。

他就是包玉刚，一位把商人格局和家国情怀深深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建设宁波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包玉刚的故事。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镇上钟包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父亲包兆龙在湖北汉口经营一家鞋铺，经常往返于浙江、湖北。虽然常年在外，但对几个孩子非常严格，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工作。

母亲陈赛琴出身名门闺秀，经常跟孩子们讲包家祖先的创业史。

包玉刚很小就被父亲送到当地有名的叶氏中兴小学学习，TVB的创始人邵逸夫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在这里，包玉刚学习名列前茅，才华横溢，是妥妥的学霸。由于墙报文章写得生动，被同学和老师们追捧为“秀才”，也被老师引荐给校，成为学校的撰稿人。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家所在的村子靠近海边，小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看船，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世界船王”埋下了种子。

13岁那年，父亲送包玉刚去上海求学。不久，他就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学习船舶专业。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大学深造，而是在银行当一名小职员。

1938年，包玉刚又回到上海，进入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包玉刚工作认真，头脑灵活，很快就掌握了信托、保险等各个环节的业务。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他那正宗的宁波口音，平时大家都要礼让他三分。当时流传着“宁愿听两个苏州人吵架，也不愿意听两个宁波人谈情说爱。”（苏州人吴侬软语，嗲声嗲气，吵架也不会高八度，仍然慢条斯理文邹邹，像听评弹说书；宁波人讲话硬绷绷，直来直去，不会转弯抹角，音亮高，语速快，一来二去，外人不明就里，似争吵的架势）

就这样，包玉刚一举成为“十三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此后，在短短7年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成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5年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教九流齐聚一堂。当时，经过战乱，生活物资紧缺，买东西成了“抢东西”，加上法币滥印，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市场一片混乱。

有人说去面馆吃面得先付钱，不然吃完价钱又翻一番。

为了重整市场秩序，国民政府派钱大钧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一上任，就开始整顿金融业，他对包玉刚的能力有所耳闻，于是邀请他当上海银行副总经理。

除了处理一般银行业务，包玉刚还负责收税、给公务员发工资。当时，为了稳住大局，政府给公务员发日薪。

可有时候现金周转困难，很难在一天之内凑齐所有的钱。大家领不到工资，只能向包玉刚施压。

有一天，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包玉刚的办公室，直接拿着枪对准包玉刚：“马上给我们发工资。”

不过，年纪轻轻的包玉刚并不怵，直接问：“你们是拿着提款手令，还是市长批文？”

警察把子弹上膛，扬了扬手里的枪：“我奉局长的命令。”

“那这样，我打电话征询一下市长的意见，大家都好做。”

说完，包玉刚便将电话打给了钱大钧。在电话里，钱市长把警察局长大骂了一通，这才稳住了局面。

在当时混乱的金融市场，很多人钻着贬值的空子，发国难财。他们先找借口向银行借钱，然后去买卖黄金和美元，等贬值就再拿黄金换回来去还银行的债务。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包玉刚对每笔贷款严格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停止放贷，甚至拒绝兑换流通的纸币。

这样，包玉刚就断了那些人的财路，而自己也摊上了事，甚至为此赔上了一条阑尾……

一天，两位门徒找上门，声称杜先生请他到府上喝茶。对方什么来路，包玉刚心知肚明，但杜月笙在上海手眼通天，更与蒋介石关系深厚，轻易得罪不起，只好假装允诺。

一回到家，包玉刚就跟妻子说，自己阑尾炎发作。医生从里到外检查了一番，愣是没发现有啥问题。

可包玉刚一口咬定，就是阑尾炎犯了，明天马上为他手术。医生搞不懂，但只好照做。

在这番断尾求生下，包玉刚硬是顶住压力，没有给杜月笙空子可钻。

起初，包玉刚确实一腔热血，企图努力挽救上海金融市场局面。可随着通货膨胀和挤兑风潮变本加厉，银行成了大家的出气筒。1948年，新的货币方案出世，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搜聚民间金银。

看着险象环生的上海，1949年3月，31岁的包玉刚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包玉刚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香港。

他本想重操旧业，但此时的香港银行早已被汇丰等外资垄断，找不到一丝缝隙。

这时，宁波的一帮老乡也到了香港，几位朋友一合计，决定开展进出口业务。宁波帮的经商能力向来在各地商帮中首屈一指，包玉刚的贸易公司不久便打响了名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英美操纵下，联合国对大陆实行了禁运。包玉刚抓住这个机会，从欧洲进口铁矿石、轮胎等物资，通过澳门运入大陆，获利颇丰。

但这始终是短期买卖，不能靠它长期牟利。

当时，日本作为美军的后方阵营，航运需求暴涨。可在战火之中，日本船只破坏严重，很难承担如此大的需求。于是，很多日本商人跑到香港租船，借此，香港的航运业发展如日中天。

包玉刚也想参与其中，可父亲却坚决反对。在包兆龙看来，当时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居多，投身房地产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说服父亲，他说道：“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这句话彻底打动了包兆龙。

进军航运业，就得先买船，当时他手里的全部积蓄是和父亲一起攒下的数十万元，只能向银行贷款。

但贷款得要担保人，包玉刚想起之前结识的会德丰马登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去伦敦找他贷款，马凳告诉他，“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掉你最后一件衬衫”。

在包玉刚的软磨硬泡下，马凳同意提供他60%-70%的贷款，买一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船。

包玉刚欣喜若狂，可接过合约一看，那分明是一艘旧船，没有任何航运价值，马登就是想趁机敲诈他一笔。

之后，包玉刚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要出手，售价22万英镑。但此时的包玉刚四处借钱才筹到20万英镑，还是不够。

不过，这22万的价格是中介公司报出来的，中间肯定有提成。想到这，包玉刚直接来到伦敦，与威廉逊公司面对面商谈。

本来威廉逊公司都是把船交给中介公司处理，这是规矩。但包玉刚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他们，最终以20万英镑拿到了他的第一艘船。

这艘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只有2800吨的旧船，被包玉刚取名为“金安号”。

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当时，几乎所有的船老板都采用传统短期方式出租船舶。相比长租，短租不仅结算快，而且收费标准高且可随时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

当包玉刚把自己的船以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租给别人时，一些同行都讥笑他是门外汉。包玉刚有自己的想法，只有长租，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则是做生意的最重要基础。

他曾对人说：“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他谋求的是长期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

没过多久，包玉刚的这种做法就收到了很大成效。

1956年，埃以战争爆发，由于苏伊士运河关闭，货物积压严重，海运业务十分兴旺。别人劝包玉刚趁此机会大赚一笔，但包玉刚仍然按照旧的租金为东南亚的老雇主运货，以避免与实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竞争。

果然，十几年后，埃以休战，西方大批商船无事可干，还要耗费惊人的费用去维修、管理。而包玉刚的船仍然稳扎稳打地立足于东南亚，业务蒸蒸日上。

刚好，包玉刚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期到期，山下公司只好续租，续租的价格也翻了一倍。靠着这笔租金，包玉刚又买下了第二艘二手船，并将它租给一家货运公司，租期4年。

几年间，包玉刚已经手握7艘二手船，租金收入可观。有了钱，包玉刚希望能有一艘自己的船。

那时，买进一艘巨船最少需要100万美元，包玉刚自然掏得出来。可要是一股脑将资产全花在买船上，那就等于将资金套牢，无法让它流动起来。

只有流动的资金，才能钱生钱。

于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谈了笔生意，他将一艘旧船抵押给汇丰，获取小额贷款。之后，他找到汇丰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算向他借75万美元。

可当时，银行业有个默认的规矩，不投资风险大的行业，如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而且，考虑到这笔钱回报周期长，银行需要承担风险，桑达士有些犹豫，说，“如果你想贷款，就必须找个担保人。”

可包玉刚上哪找个担保人，他心生一计，试探道：“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开出信用卡，汇丰银行是否愿意借钱给我？”

桑达士爽快地答应了，按照日本商人精明、刁钻的习性，要想从日本银行拿到信用卡，区区一个包玉刚，根本做不到。

但桑达士高估了日本商人，更是低估了包玉刚的决心。

为了得到日本银行的信用卡，包玉刚承诺，如果船只失事，保险赔偿金全归于日本商人，他一分不取。

当时，海运保险保费昂贵，一出意外，投保人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如果包玉刚放弃赔偿金，那就等于他主动斩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

因此，包玉刚成功拿到信用卡，从桑达士拿到75万美元贷款。当然，这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包玉刚借鸡生蛋，买到第一艘船，逐步建立自己的航运帝国。而桑达士首创先河，支持航运业，很快被提拔为汇丰银行的首脑。

两年后，桑达士再度与包玉刚合作，汇丰银行投资包玉刚的公司。有了汇丰的权威背书，包玉刚一路高歌猛进，7年间手上的船只达到50艘，总价值3亿美元。

1971年，包玉刚顺势进入汇丰，成为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包玉刚的指点下，汇丰势头强劲，开始走多元化投资路线，逐渐将渣打、有利甩在身后。

有了汇丰撑腰，包玉刚大量购买船只，几年间便拥有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手上的资产也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1974年，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美国曾拜访了包玉刚，风趣地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1977年，吉普逊船舶公司公布世界船王排名，包玉刚坐上船王头把交椅，董浩云位居第三。

1978年，包玉刚又攀上事业的高峰，打造一支200多艘船、2000万吨位的船队。比闻名世界的希腊两大船王的总和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

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

由于在国际船运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包玉刚成为世界各国的座上宾，197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等都授予他高级勋章。2003年被航运杂志Fairplay的读者评选为120年来航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顺便说一下，他还是撒切尔夫妇多年的至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其可信赖的友人，曾受美国总统里根邀请成了其就职仪式上的特邀嘉宾，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也是其朋友之一……

这时的航运业发展火热，很多大佬也一头扎进去，大肆扩大规模。

可包玉刚却突然退出竞争。他预测，世界航运业发展已经达到天花板，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于是他决定减少船只登陆，低价出售大批邮轮。

其他大佬纷纷笑话包玉刚，以为他发财昏了头，在做傻事。

少了个竞争对手，董浩云暗自窃喜，开始大肆扩张，过了一把世界第一的瘾。结果，就在扩张之际，董浩云因为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去世，业内一片哗然。

不久，世界船灾来临，所过之境一片狼籍，破产的破产，负债的负债。这下，大家才发现，原来只有自己在裸泳，包玉刚早已将船只开进避风港，逃过一劫，毫发无损。

从航运业全身而退后，包玉刚又瞄准了另一个黄金市场。

百年来，英资企业凭借权势，在香港大肆抢占大量廉价土地。后来，香港爆发银行危机，地产业重新洗牌。

在此期间，许多地产低价贱卖，华商趁机大量吸纳。借此，“华资地产五虎将”横空出世，李嘉诚便是五虎将的将军。

当时，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集团手握香港一大笔陆地资产。可以说，谁拿下九龙仓，就得到了香港大部分装运业务。

华资财团个个虎视眈眈，都想将九龙仓占为己有，李嘉诚也是如此。可他那会，正在与英国人切磋，准备收购和记黄埔。

此时，九龙仓由怡和洋行控制，但怡和所占股份不到20%。也就是说，如果李嘉诚能设法吞并九龙仓20%股份，就能与怡和一较高下。

于是，李嘉诚暗中通过散户，吸纳九龙仓股票，几天内，他就买下2000万股九龙仓。怡和只好搬救兵，向汇丰求助。

有了汇丰的加入，李嘉诚拿下九龙仓无望。如果能以手头上的九龙仓股票，去换取赢得和记黄埔的筹码，也不失为一次好交易。

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高级客房里，李嘉诚与包玉刚谈了一笔生意。李嘉诚承诺，愿意将手头上的2000万九龙仓全数让给包玉刚，希望包玉刚能帮忙从中斡旋。

碰巧，这时包玉刚正准备在地产界摩拳擦掌，果断答应。

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李嘉诚成功从汇丰承接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完成收购。

李嘉诚的退出，让怡和松了口气。然而，前脚走了个李嘉诚，后脚来了个包玉刚。

包玉刚悄悄买入九龙仓1000万股，加上之前的2000万股，手头上共有3000万股，占九龙仓30%股份，已经远远超过怡和。他将手头上的股票转入隆丰国际，而隆丰国际也是包玉刚控制的企业。

等到怡和大梦初醒，包玉刚已经带着自己的二女婿入驻九龙仓董事会。

可怡和也并没有放弃。他们抓住包玉刚去外国参加活动的空子，把收购临界点定在49%，拟定了一份广告认购书，以两股作价，12.2港元置地股票，加一张抵押债券，面值75.6港元，共100港元，换购一股70港元的九龙仓股票。然后将这份认购书传至各大港媒，煽动媒体舆论。

怡和特意让媒体在周六一大早发布此消息，然后打电话通知包玉刚的二女婿吴光正。

接下来周末两天，正好休市，包玉刚要赢得这场战就得在两天内赶回香港，筹够资金收购。然而，怡和低估了包玉刚的能力。

包玉刚得到消息，开始盘算起来，怡和手头有20%股份，而他有30%。如果包玉刚也将收购临界点定在49%，那他只需要再收购19%即可。

可包玉刚手头上只有5亿港元，要想收购19%，必须再筹集15亿港元。而且，必须在周一之前筹到，要去变现家产、债务已经来不及。

包玉刚向汇丰总经理沈弼求救，沈弼当场拍板，将15亿港元直接汇入包玉刚账户。

资金解决后，包玉刚通知女婿，赶紧与律师商讨收购方案。他假装全然不知情，来了一场声东击西，先飞到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偷偷飞回香港。

星期日晚上，包玉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105港元一股的高价，现金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并将股份提高至49%，收购期限定在周一周二两天。

包玉刚这一下，打了怡和一闷棍，半天缓不过神来。他们原先计划是现金加债券收购，而包玉刚以现金收购，而且每股还高出他们5港元。这下，势力悬殊太大，他们必输无疑。

于是，股民们也纷纷抛售股票。

从正式开始到收购结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包玉刚就收购了49%股份，一跃成为九龙仓第一位华人董事长。

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

华资财团的崛起，逐渐挤兑英资地盘，英资企业逐渐退出竞争圈。

权威人士评论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其实可以说是“海陆并举”，此时的包玉刚不仅有船王的风范，还有着银行家的商业投资潜能，也为后来香港的回归也提供了有利局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包玉刚是推动香港顺利回归的幕后功臣。

1982年9月，中英举行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峰会，包玉刚作为唯一一位民间人士出席，担任正式顾问。

不久，香港回归谈判陷入僵局，两方的僵持，让香港社会十分担忧，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波动，而承担着“协助双方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职责的包玉刚，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早在撒切尔成为首相之前，包玉刚便在高尔夫球场上与她的丈夫成为了好友。

1981年他以私人朋友身份拜访撒切尔夫人并送她两件礼物：一个寓意祝福身体健康的跳绳，一张订购英国轮船的订单。

对包玉刚来说，这份礼物完全是亏本生意，英国船的性价比并不高。不过，对于国内造船业正深陷危机的撒切尔夫人来说，这份礼物自然是非常用心。

包玉刚还诚挚地提出，希望撒切尔夫人能够参加这艘船以及另一艘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裁，以非官方的形式走近中国，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撒切尔夫人也欣然应允。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应邀来到了上海，参加了这艘被包玉刚命名为“世界友谊”号的巨轮下水仪式。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少有的案例。

此后，包玉刚经常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奔波，促进香港的顺利回归。

经过长达两年的交涉，1984年12月9日，中英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包玉刚应邀出席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后来，包玉刚也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

此外，包玉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中国船舶工业公司打入了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船舶工业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地位。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包玉刚决定让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为自己的环球航运集团建造6艘散装货轮。

经过540天的努力，中国第一艘“长城号”货轮试水成功，那一刻，包玉刚热泪盈眶。这个消息在世界引发了极大反响，也从那时起，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

1980年3月，包玉刚与中国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外贸部合资创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首家中外合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重工业发展，并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航运业对外的主要平台。

“国家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做生意也能挺直腰杆！”

不久，包玉刚就与中国有关部门签订了1亿美元的出口船合同。此后，李嘉诚、曹文锦、赵世光、董建华等香港企业家，都开始到内地买船，或者投资港口与航运业务。

在回归过渡时期，一些香港商人撤资海外时，包玉刚还刻意带领公司持续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表明对香港回归后的信心，对稳定香港信心起到很大作用。

可以看出，包玉刚不仅有着商人格局，更是有着一腔爱国之心。

1978年11月，离开内地30年的包玉刚第一次回到大陆，但到北京后发现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酒店。

于是，包玉刚当即决定，要向祖国捐款1000万美元，修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酒店，并引进国际先进的酒店管理方式，归国家旅游总局管理。

不过，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以自己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

当时国内正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许多人断然反对：怎么能接受资本家的捐赠？怎么能在首都建造以资本家命名的酒店？

于是，担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给国务院打报告，最后递交到邓小平的手里。

在一番思索之后，邓小平拍板同意。“人家无偿捐款1000万美元，用来为祖国发展旅游业，建设旅游饭店，是对我们共产主义的支持，为什么要拒绝？

再说了，人家仅仅是要求名字改为‘兆龙饭店’，这又有什么影响呢？

人都是讲亲情的嘛，包玉刚想借此机会给养育自己成人的年迈老父亲一个纪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彰显出共产党人的宽宏气质，对愿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要一视同仁。”

捐款签字仪式在1981年7月6日举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玉刚和包兆龙等。

邓小平和包玉刚见面后，双方紧紧握着手，邓小平同志也在表达着歉意声称：“我们应该早就见面的。”

一个“早”字道出了两人心中的相见恨晚，他们如同老友一般愉快地交谈。这次会面，虽然仅仅只有38分钟，但却奠定了两人，乃至两家人的情谊。

在此后的10年内，两人总计见过9面，他们的家人也都成为了好朋友。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再次破例出席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与开业剪彩。

此外，包玉刚还在上海交通学院建造了图书馆，以弥补父亲的遗憾——儿子没能走学富五车之路。

图书馆建成之日，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还亲自到场剪彩，为包玉刚庆祝。

1984年，包玉刚为了回馈家乡的培育之恩，在宁波老家捐助了5000万，创立了宁波大学。

他说：“宁波比香港大几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可还没有自己的大学。我到外国去，看见人家在进步，就很希望自己国家早日跟上，而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很高兴地把它办好。”

邓小平知道后，亲自为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设从1985年10月29日开始，到1986年7月已经建设好教学楼、图书馆、住宿楼，聘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诸位老师来授课。

包玉刚曾经有一个名言，就是：广东有个深圳速度，宁波有个宁波大学速度。

1984年，回乡祭祖的包玉刚，在参观江南著名的“天一阁”时，在一本古籍《包氏家谱》中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是包拯第29代嫡孙。

一腔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或许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天意，那一次的回乡祭祖之旅，无意中竟然成了真正的认祖归宗。

从他的这些话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位“世界船王”的智慧：

可惜的是，推动香港回归的包玉刚没有看到香港回归的那天，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因病逝世。

在他身后，资产已经悉数分给女儿女婿，只有无数的捐款留着他的名字。

邓小平闻讯后，立即发出唁电表示深切悼念， “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

邓小平曾当面称赞包玉刚，“欢迎你，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嘛！”这是对包先生最精辟的评价。

当时香港几乎全部的名流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人曾评价“他（包玉刚）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缅怀这位“世界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