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关于中国的金融战，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1997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当年香港政府依托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资本在香港的资本市场几番交手，最终保住了香港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一场经济的金融保卫战就已经在上海打响了。

香港金融保卫战始作俑者

1949年5月27日，历时16天的城市攻坚战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并且接管了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攻下上海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如何守住上海就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了，因为当时的上海经过了国民党的经济摧残，风雨飘摇，动荡不安。

上海解放

1948年5月，蒋介石决定搞币制改革，将法币改制成金圆券，强制人民必须兑换，而且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蒋介石意图以币制改革重振经济，但没想到的是，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都快得多，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不用。这一番折腾，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而国民党则搜刮了大量金银败退台湾。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镇，受害程度更加严重，上海的中央银行就剩下6180两黄金，不足1万，不仅民不聊生，而且还有大量投机商兴风作浪。所以，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党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不如纸的金圆券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派遣党内搞经济的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经济工作，协助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与盘踞上海的投机分子开展了一场金融保卫战。

我党经济第一人——陈云

首先打的是银元之战。上海解放之后，政府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限期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和金圆券以1:10万进行兑换。但是上海经过了几轮货币贬值，老百姓已经不信任新的货币了，而是只相信黄金和银元这些硬通货，下午拿到工资，晚上就去黑市换银元。

而一大批投机商和黑市金银外汇贩子，正是利用新旧货币交替的机会，搅乱市场，他们在换掉金圆券后，以人民币在市场上收兑银元，利用普通民众对物价波动的恐惧心理，银元价格稍涨，他们就跟风抛售人民币，高价买银，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

上海解放前物价变化

银元暴涨带来的是上海整个物价的上涨，当时的市面上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更可恶的是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率先用银元标价，也就是拒绝人民币，这使得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稳住市场，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无奈银元的储备很少，10万银元投下去如同打水漂，人民币的币值正在急剧下跌。

于是上海市军管会采取了断然措施，直接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釜底抽薪，公安局长和刑警队长直接200人进入证券大楼，扣押了238人，拘捕大投机商8人；同时下令交通事业和市政公用事业只能收取人民币，以及税收一律征用人民币等措施，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

上海证券大楼老照片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之战。

1949年的六七月份之交，全国迎来严重的水灾，粮食供应紧张。上海的投机商趁着粮食短缺，开始大肆收粮，让当时上海的大米从每公斤120元一路上涨到600元，上海物价一上涨，全国就跟涨，这相当于动了老百姓的饭碗。

1949年7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达成共识，统一全国经济力量支援上海。在此次会议的支持下，上海政府决定抛售物资，稳定市场，但是不同于银元之战的快刀斩乱麻，物价之战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才能平复。

一直到11月底之前，上海政府与投机分子进行了几轮的物价上涨-物资抛售-游资扫货-加价抛售-物价再涨的博弈，但此时的陈云正在储备力量，他一方面调集物资，把能备的和可以买到的粮食大量运到核心的大城市，同时收紧银根，控制市面上的人民币总量。

1949年11月25日，陈云开始了反攻，下令全国同时抛售棉纱，投入的物资总量之大，让投机分子的资金根本吃不进，很快存货过多的投机商也开始抛售棉纱，争先降价，这一轮，大量投机商和地下钱庄破产。

而到了1950年的2月份，陈云从东北、中南、西南三地调粮7.7亿斤到上海，这些粮食足够当时的上海全体人民吃一年半时间，这么多粮食逐步投放市场，直接把企图在粮食上继续炒作一把的投机商拍死在岸上。

从1937年开始，持续了整整13年的通胀预期，慢慢地熄火，建国之后的上海金融保卫战也落入尾声。

1949年到1951年，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第一场金融战，而且是发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这次金融保卫战，认为其作用“不下于淮海战役”，为何这样说呢。

上海的金融保卫战，直接打击了残余的投机势力，这些势力是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经历战火蹂躏之后的老百姓来说，社会安稳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民心所在，打击了投机势力，就是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另外，这次金融保卫战也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尤其是用行政手段在适当的时候干预经济的方式，这是经过了人民政府实践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与西方自由经济的市场干预不同的地方，也是我国特色的经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