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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风险打造的世界
通过不断健全的公司机制、股票市场、衍生品交易，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欧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风险回报机制。在这些有计划的赌博中，很多公司都失败了，但生存下来的公司却将改变世界，为个人和国家带来大量财富，甚至缔造一个新帝国。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16世纪，在美洲白银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纠结在了一起。
美洲原住民的灭绝，使刚刚兴起来的种植园和金属采矿业劳动力奇缺。欧洲人向非洲输入日用品、贝壳和武器，用于购买和围捕奴隶，然后送往加勒比海、南美和北美地区。在美洲，通过廉价的劳动力，欧洲人获取了蔗糖、烟草、皮毛，还有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最后的归属地是亚洲，特别是中国。
美洲依靠白银来弥补赤字。非洲出口奴隶和黄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商品则包括香料、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那么，欧洲靠什么？
在这个“三角贸易”中，从1500至1800年间，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但是，欧洲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却是增长最快的。为什么？因为欧洲掌握了全球贸易的主导权，欧洲的公司和船只穿梭在亚、非、欧、美之间，获取丰厚的收益和回报。欧洲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亚、非内部的贸易，比如日本和中国、东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等。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皮特森写道：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的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7]
不过，欧洲人竭力挤进世界贸易秩序，注入的可不只是“一点水”。
他们发现了美洲，并掠夺了美洲的白银。然后，凭借这些白银，主导了与美洲有关的各种盈利活动，包括奴隶贸易和不断扩大的美洲种植园。同时，他们手握这些白银，与中国、印度、日本做生意，并逐渐爬上亚洲的肩膀。
美洲的发现，还给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他们把大量“欧洲制造”销往美洲，而这些商品在亚洲没有任何竞争力。长期以来，欧洲产品质量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美洲市场的存在，意外地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这是此前欧洲通商范围狭隘、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是绝不会发生的。
美国学者弗兰克认为，通过美洲的白银，欧洲购买了一张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逐渐衰落，于是，欧洲趁机中了“头彩”，取得了近代史上的成功。
当然，这种观点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在我看来，美洲白银资本的作用，并不在于积累，而在于流通。
借由美洲的开发，以及来自美洲的白银资本，欧洲主导了世界贸易秩序。当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世界日益封闭时，欧洲通过对全球贸易秩序的垄断和把控，不但获得了取之难竭的资本、源源不断的信息，他们还为这套“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配备了不断深化的资本形成渠道，把资源配置到新的增长点。
这个耗散的开放体系，才导致西方的兴起。
但是，在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中，风险是一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无论是跨越大西洋，还是沿着非洲好望角旅行，都是一件经年累月的探险过程，往往伴随船舶失踪和船员遇难。从欧洲出发，到亚洲、美洲做一趟生意，周期超过18个月，可能会死掉1/5的水手。只要船开出港口，就如同把钱投在了一个黑匣子里，只有等到返航归国，才有成功与否的消息。
如何通过准确的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激励船员甘愿冒险，保证公司长期稳定运营，又不损害投资者积极性？在英国、荷兰、法国，他们都在尝试通过新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聚天下之货
许多人总是固执地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伴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
可存在的一个悖论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机器，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仅要早于经济学科，而且还早于公司、工厂和雇佣劳动。
银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已经成熟运转，债券则源于地中海的威尼斯。
卖空、经纪行、泡沫和证券化，这些元素在中世纪已经崭露头角。至于交易所，这个恩格斯眼里“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和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则可以追溯到12世纪法国的香巴尼集市，到13世纪中，威尼斯的里亚尔托已经成为各类债券、汇率的固定交易场所。
从1500年开始，地中海逐渐衰落。1504年，威尼斯的帆船在亚历山大港找不到一袋胡椒。而在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和葡萄牙却鸿运高照。不过，欧洲经济中心并不在葡萄牙里斯本或西班牙马德里，而是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当时，安特卫普处于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下。国王为什么选择安特卫普？因为安特卫普更靠近欧洲的中心，而胡椒和香料的大主顾是北欧和中欧。1501年，当一艘满载胡椒和肉豆蔻的葡萄牙船只抵达安特卫普时，其他船只就接踵而至。
安特卫普的繁荣显而易见。16世纪中期，除了来自东方的香料，英国的呢绒、德国的金属制品和织物、德法两国的酒、西班牙的羊毛、荷兰的青鱼、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麦等，都会运到安特卫普交易。此时的安特卫普，已经成为世界市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这里也很快成为一个世界性金融市场。
1531年，一个新的交易所——安特卫普交易所开始营业。在一些专业经纪人的帮助下，投资者可以在这个交易所中进行金融和商品交易。为保持价格变动的连续性，投资者必须每天都在交易所报价。
1532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命令当地的官员把交易习俗编成一本法典，以保证金融合约的履行。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交易规则了。1537年和1539年，查理五世颁布法令，宣布票据的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条款和合约到期前向第三方转让行为有效，至此，一个支持金融交易的法律体系诞生了。
在安特卫普的集中交易，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投机机会。市场上出现了操纵胡椒、铜等贵重商品价格的集团组织。政治事件是市场打赌的重要标的。以政府的外汇期权公告为证，外汇汇率也成了投机对象。
与此同时，一些较小的商人进行着谷物的远期交易。就像安特卫普的汇率一样，小麦和黑麦每天都有报价。这些合约，有向生产者支付预付款的季节性交易，有支付一定费用取消合约的定期性交易，还有预先支付一笔费用以获取权利在特定时期按固定价格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谷物的交易。类似远期、期权的衍生品交易还大量出现在青鱼等大宗商品中。
那时候的交易所，就像一个赌场。雄厚的资本裹携着卑劣的诡计，在市场中翻云覆雨，制造一系列商业性灾难。在许多历史记录者看来，这些种类繁多的衍生品，完全无中生有，只是一种“风中交易”，很容易遭到谴责、鄙视和批判。
交易和风险密不可分。面对浩瀚的大西洋，面对不确定的政治经济，通过各种交易方式、制度安排，分散、转嫁风险，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能力和办法将赌博和风险管理区别开来。
在各种交易的催化下，16世纪的安特卫普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1568年，安特卫普人口已经超过10万，是1500年的2.5倍。崭新的广场，笔直的街道，市政设施和私人豪宅遍地开花，奢侈的社会生活、工业、文化和资本共同组成了这一幅盛世图景。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1576年，荷兰爆发独立战争。为镇压起义者，在1584-1585年的安特卫普战役中，西班牙统治者一怒之下竟放水淹了安特卫普城外的冲积平原。这场历时14个月的战役中，安特卫普守军有接近8000人被杀。就像当年拜占庭的学者逃离君士坦丁堡去往威尼斯、佛罗伦萨，大量安特卫普商人、银行家、能工巧匠、艺术家、科学家带着资本、技术和才能，逃往更北的阿姆斯特丹。
有计划的赌博
在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有过公司制度的类似实践。
1372年，法国图卢兹12家小磨坊合并成立“荣耀巴扎克”，成为欧洲最古老的公司。这家公司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并在会上公开运营账目，股东只负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不但可以自由转让，可以代代传承，还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物。许多市民持有磨坊股票，并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佛罗伦萨的康孟达、日本的金刚组、德国的库恩、瑞典的斯道拉恩索，都闪现着现代企业的气息。
但这些企业更多是一种合股方式，风险分担的特征并不明显。
关于现代股份公司的历史，则起源于航海冒险事业。
前辈的历史证明，航海冒险绝对有利可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西班贡献了取之不竭的白银。而葡萄牙对亚洲航线的开拓，也取得了巨大收益。
早期的探险活动，主要由各国国王支助，或特许授权给私人冒险家进行。
当对外活动越来越频繁，就有必要通过公司的方式筹集更多资金。
整个16世纪，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大把大把的白银进项，同样背靠大西洋的英国却只能吞吞口水，干点拦路抢劫的买卖。感叹上帝不公之余，英国开始同情新教，打算突破天主教的金融牢笼。同时，英国王室担当起了天使投资人的角色，成立了一连串的特许公司，期盼找到下一个哥伦布。
1553年，英国王室看中了一个重新寻找前往印度的替代路线的方案，这家名叫莫斯科威的公司，旨在开拓一条东北方向的航线，环绕西伯利亚前往中国。1555年，莫斯科威得到了正式的特许授权。莫斯科威的融资主要是风险资本，投资者对莫斯科威的期望，与其说是一张饭票，不如说是一张彩票。
戈兹曼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风险回报机制，就像一场有计划的赌博。投资者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期盼所有篮子里的蛋都能孵出小鸡。
莫斯科威没有找到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但却开辟了与俄罗斯的丰厚贸易。
1576年，海盗弗罗比舍干脆把自己新公司直接命名为“中国公司”，提出通过西北方向前往中国。凭借出色的履历和大胆的计划，弗罗比舍争取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英国财政大臣比鲁夫、英国皇家交易所创始人格雷欣的支持。当然，弗罗比舍也没有抵达中国，他只找到一堆矿石和生活在北极圈的因纽特人。最终，中国公司破产，开辟前往中国航路的壮志化为泡影。
这些探险倾注了英国人的理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打破葡萄牙的垄断，拥有和西班牙比肩的财富，由英国主宰新世界的秩序。
虽然大多数致力于探险的公司都失败了，但其他生存下来的公司却将改变世界，为个人和国家带来大量财富，甚至缔造一个全新的帝国。
1587年，沃尔特·雷利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建立据点，并命名为弗吉尼亚。
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授予弗吉尼亚股份公司以特许经营权，公司股东承诺，要建立与西班牙“极端残暴”的殖民政策相反的殖民制度。弗吉尼亚公司尝试了多种产业，例如葡萄、养蚕、制盐、捕鱼等，最终烟草种植意外成为弗吉尼亚公司利润丰厚的主营业务。
弗吉尼亚公司建立在股东契约的基础上，这种早期探险公司的设计模式，对美国今天的宪政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弗吉尼亚公司有一名总督，也就是CEO，类似于政府总统；有理事会，后来发展成董事会，类似于参议院；有会员大会，这就是后来公司中的股东大会，类似于众议院。这是美国制度的早期模板。这种公司模式在美国后来的治理中随处可见。美国的一些市镇，本来就是一个公司，今天依然通过公司形式进行治理。
当然，除了弗吉尼亚公司，最有名的当属东印度公司。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授权，负责保证英国在亚洲南部的贸易活动，后来，经过激烈角逐，英国东印度公司真的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帝国，并在中国挑起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但这些公司在刚成立时，股东基本都是无限责任。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股东可能支付远大于投资额的赔偿。因此，股东必须非常谨慎审察公司的经营者。如果像现代投资者这样，将资金分散，购入多只股票，从股东监控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采用无限责任的公司在抛售股票时，需要准确判断买家在遭遇危机时的支付能力。
在当时，不管收益如何，每航海一次就要清算一次。这使得公司经营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完成巨额资金的筹集，海外资产也难以定价和流动。
一家新公司
1602年8月31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
阿姆斯特丹商人迪尔克·范奥斯的家里灯火通明。范奥斯是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此刻他与商会簿记员兰庇、公证员布鲁宁和其他几位董事围坐在一起，讨论着面前这本包装精美、厚度惊人的股东名册。
这天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认购的日子，范奥斯家里出奇的安静。资本金的登记必须赶在午夜前完成。在公证员监督下，他们仔细地检查着每一条账目。快要完成时，范奥斯家里的女佣科内利斯走进房间。在过去一个月里，这位女佣每天看着投资者在范奥斯家里进进出出。在这一刻，她终于下定决心投资100荷兰盾。对于每天工资不到50分的她，这几乎是她毕生的积蓄。
在记录下这笔交易时，簿记员兰庇想起了自己的佣人詹森。兰庇临时决定，在午夜钟声敲响前，给他的佣人发一笔奖金——50荷兰盾的公司股票。在名册的最后一项，兰庇写下了“兰庇代替詹森投资50荷兰盾”。
共有1143名投资者认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股份，数量多则85000荷兰盾，少则只有20荷兰盾。
至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本全部到位。
公司初始资本约为650万荷兰盾，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资本金的10倍以上。对于当时的企业来说，这一数字非常庞大。
根据公司章程，所有居民都可以购买公司股票，且无资金限制。投资者可选择分布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6家商会中的任意一家进行投资。
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前，荷兰在遥远的亚洲陆续建立了14家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彼此竞争，导致货物在当地的收购价格高涨，在欧洲的贩卖价格却下滑。而且，还面临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武力干涉和激烈竞争。
1602年3月，在议会议长的斡旋下，这些公司整合成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公司获得了荷兰议会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的所有区域的垄断贸易执照。议会宣称，联合公司的创立是“摧毁敌人、保卫家园”的钥匙。投资虽依托于人际关系，但与以往不同，这次投资是由共和国最高机构号召，鼓励全民参与的公开发行。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还代表共和国在远东的利益，公司不但可以执法、签署协定、对外谈判，还可以在海外发动战争。
公司对股东实行有限责任制。这一现代化的特点极具历史意义。
简而言之，持股者只需以资本的形式向公司贡献力量，无须将自己的包括精神人格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公司，避免将个人私生活一并牺牲。
公司有一个董事会，但起实际作用的是一个有17名成员的理事会，被称为“十七先生”。“十七先生”任命印度群岛等殖民地的总督，也任命这些殖民地的雇员、公务员、军官和法官，但这些任命需要经过三级会议总会的批准。
荷兰议会授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21年贸易垄断权。
公司章程明确提及，资本金除了用来建造船舶和支付人工费用外，还将用来建造海外堡垒。这种安排史无前例，早期公司的垄断权通常只有3-4年，完成简单的货物买卖后就会匆忙返航。显而易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策略有别于其他公司，为的是在东方永久驻扎。
公司章程的起草者当然意识到，周期太长会妨碍感兴趣的个人投资者。
于是，发行人在章程中规定了一项中期赎回条款：10年后的1612年，公司将披露业绩表现，股东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公司赎回股份。
10年时间仍然太过漫长。股份认购期间，发行人决定在股东名册第一页增加了一个额外规定：可通过该商会的簿记员完成（股票）转移。转移的操作流程今天看来有些复杂。必须经买卖双方两位股东批准同意，股东向簿记员指出资金登记的准确位置，并由簿记员在“特殊登记本”对该次转让进行“准确记录”后，股份转让方可生效。
这意味着，投资者无须等到1612年就可以赎回本金。有人因此认为，股份自由流通这一金融创新是对资本锁定的有效补偿。这个额外条款，缔造了一家新的交易所，并将改变世界的命运。
范奥斯、兰庇在讨论股东名册时，都以为公司在垄断权到期后会解散。而事实恰恰相反，荷兰东印度公司存在了近两个世纪。
161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章程再次修订，开始向永久资本制转变。
当然，荷兰的探险和贸易并非都取得了成功。
比如，1621年，荷兰筹集了700万荷兰盾，仿照东印度公司建立西印度公司，企业想在美洲贸易中分得一杯羹。但与亚洲成熟的产业不一样，美洲种植园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他们必须把当地的土著抓来，或从遥远的非洲贩运黑奴，然后训练他们。种植园也要长期规划，至少要20年才会有稍许成果。
当时荷兰股票市场一天一个价，荷兰的公司只求近期效益。为他们孙子一代的财富，去经营殖民地的想法，是荷兰商人无法接受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印度公司的武装力量，都是靠抢夺西班牙的珍宝船队过日子。每当有所收获时，股价就突发性地猛升一阵，却没有稳定和持久的利润。
167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走到破产边缘，最终被荷兰议会取消垄断授权。
发现价格
1603年3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还未出港，便出现了第一笔股票交易。
船员阿勒特把一份价值3000荷兰盾的股份卖给了玛丽亚和范巴尔苏姆。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卖掉股份？原因是阿勒特没有足够资金履行剩下的投资承诺。
接下来几个月，交易越来越频繁，1603年3月有8手交易，4月有3手，5月则增长至44手。1603年4月，股价已涨至106.5（1602年原始价格为100）。
1603年10月，董事范奥斯的女佣科内利斯把她的股份卖给了一个公证人。
而簿记员兰庇的佣人詹森则直到1610年10月，才把面值50荷兰盾的股份卖出，价格是65荷兰盾。
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每年有6%—7%的股份易手，到1607年，换手率已超1/3。需要转让股份的投资商必须在阿姆斯特丹商会办公大楼进行结算登记，但交易本身并不在大楼中发生。股票经纪人或投资人会前往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上的新桥，在那里，他们可以打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并立即利用这些信息交易。当然，如果天气恶劣，他们会移步到新桥附近的圣奥拉夫教堂。
阿姆斯特丹的商业日新月异，而新桥过于狭窄，且很大程度无组织、无纪律。最终，城市议会决定仿照安特卫普交易所设计一幢新大厅。
自1611年起，交易逐渐集中在经过特殊设计的大厅中进行。
新大厅建在一座庞大的石拱上，船只收起桅杆就可以从下面通过。大厅名叫“亨德里克·德凯泽交易所”，是新大厅建筑师的名字。交易所看起来像是一个带有围墙的集市广场，环绕中庭周围则是有顶盖的回廊。回廊的每根柱子下面都有编号，不同的交易品种在不同柱子下面进行。
17世纪的荷兰，已经有了今天我们股票市场的一切元素，做市商、经纪人、报纸一应俱全，做空、洗盘、对敲、坐庄也是家常便饭。
首先出现的是股票远期合约和卖空行为。
比如，阿姆斯特丹钻石商人泰斯与范福里斯特在1608年10月23日签订了一份远期合约，约定一年到期后，泰斯以145的价格向范福里斯特买入3000荷兰盾，合约签订时的价格为130。1609年10月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跌至126，根据约定条款，泰斯支付给了范福里斯特570荷兰盾，即19%（145-126=19）的票面价格（每股3000荷兰盾）。交易不需要到阿姆斯特丹商会大楼进行登记结算，一旦范福里斯特收到现金，合约即履行。
远期交易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甚至不需要发生股份转移。买入流程也十分简单，当交易达成时，也没必要向簿记员支付手续费。
远期市场的出现，为一些做空者大开方便之门。
有个叫勒梅尔的荷兰商人，曾担任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踢出了董事会。怀恨在心的勒梅尔本想和法国合作，筹建一家新的东印度公司。很快，他发现不需要购买昂贵的舰队，只需要利用股票市场就能打倒对手。他的计划就是利用远期合约，他和他的合伙人在某个时点集中抛售尚未持有的股票，然后散布公司的负面新闻，对股价造成下行压力。他们只需在远期合约交割前，以更低价格买入股票，就可以因此获利，顺便报仇雪恨。
按照计划，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在1612年清算，股东有退股的选择。
如果股价很低，那么投资者就很可能不再参与投资，公司可能因此终结。
勒梅尔的计划很巧妙。他们散播消息称法国要成立新的东印度公司了，船队在好望角被海妖吃掉了，公司又要花费惊人的费用和英国打仗了……眼看计划快要成功了，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也开始行动，他们向荷兰政府和议会提交了请愿书，声称最近发生了许多卑鄙的股票买卖事件，对投资者不利。
1610年2月，荷兰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裸卖空的法令。法令要求，无论是股票的现货还是远期交易，都必须在一个月内到东印度公司中登记，否则交易将被取消，卖方要缴纳交易价值1/5的罚款。
与此同时，迫于空头压力，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改变不分红的决定。1609年8月，公司宣布了派息方案——价值75%股本的肉豆蔻干皮，或50%股本的辣椒再加上7.5%现金。对投资者来说，实物红利虽有诸多不便，但聊胜于无。
勒梅尔的空头集团失败了，他亏掉了很多钱，并被逐出阿姆斯特丹。但勒梅尔没有气馁，他继续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着干。他后来成立澳大利亚公司，发现了一条新航道，真的打破了荷兰对香料贸易航线的垄断。当然，他本人并没有因此发财，他始终被人唾弃，最终钱财散尽。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以撒·勒梅尔……从商三十年，赚了很多钱，但也全部失去了，除了他的尊严。”
勒梅尔虽然失败了，但做空作为一种监督机制被不断发扬光大。
尽管荷兰数次重申禁令，但在1623年前，股票交易商们又开始了裸卖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雷曼公司被做空，并最终破产清算，那些眼花缭乱的手法，与勒梅尔的计划如出一辙。
各种期权衍生品也产生了。有个名叫弗朗西斯的经纪人热衷向客户兜售看跌期权。在一份合约中，弗朗西斯愿意为585荷兰盾的报酬，承担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价跌破500的风险，而他的对手方则愿意为避免这个风险支付585荷兰盾。还有一名叫作道依茨的经纪人，他持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并卖出一份执行价格远高于现价的看涨期权，为其投资组合的短期价格波动做一份保险。
除远期、期权合约，阿姆斯特丹的交易大厅还有各种各样的“打赌”行为。比如，以“未来一个月法荷是否签订和平协议”为行权条件，股票经纪人比恩斯与政治掮客比查多签订了一份对赌合约。
当然，参与者大部分是投机分子。投机者们提供的这些衍生品，方便了市场参与人风险管理、套期保值。这种交易意外产生了一种发现价格的市场功能。市场许多人或许并不参与股票期货期权市场的交易，但他们却关心因此而形成的价格信息，以此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为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做决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衍生品可以提高资本生产率和经济灵活性。
弗里德曼说，资本市场是“通过风险定价功能来指导新资本的积累和配置的市场”。判断资本市场功能是否完善，不是看股指涨跌，更不能看交易量和换手率，而是风险定价的准确、有效和专业。
只有定价准确、合理，资本才能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生于泡沫
1635年，一场可怕的瘟疫突袭荷兰。
诡异的是，伴随这场不断蔓延的瘟疫，一场郁金香投机狂热席卷荷兰。
荷兰人充分展开了金融的想象力，他们把股票拍卖应用到了郁金香市场；他们仿照股票商协会，建立了郁金香球茎交易俱乐部；他们还把信贷、期货、期权等金融技巧都用于郁金香投机。按照当时的交易规则，投机人可凭一小部分预付金购买郁金香球根，余款在交割时付清。这是一个期货市场，大部分参与者并不打算在交割时真正交付球根，而只支付签约时的价格与交割时价格间的差价。这些交易受到银行票据的支持，代表合同可获履行的安全。
高价的杂色球茎相当于蓝筹股，普通品种类似低价股。当珍贵的郁金香球茎入市，就像历次股市泡沫一样，诱使许多资金进场，触发虚假繁荣。当时，一个木匠一年的工钱约250荷兰盾，但在1636年12月，一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根竟高达3000荷兰盾，1637年春天甚至涨到了5200荷兰盾。
1637年2月的第1周，“击鼓传花”的游戏终于走到尽头。
从哈勒姆一个不起眼的小酒馆开始，只用几天时间，恐慌就弥漫整个联省。人们发现，交易突然凭空消失，大多数球根突降到过去价格的1%。对于买家来说，他们只支付了定金，仍有义务在球根出土时支付巨额尾款。
但大部分买家只是投机分子，除了拖延别无他法。
在这个郁金香盛放的季节，数以千计的投资者被破产的恐惧折磨，他们四处请愿、抗议。直到1638年5月，执政者才决定彻底解决这些纠纷。
在哈勒姆，议会决定，买主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需要支付合同规定原始价款的3.5%作为补偿。买卖合同终止后，球根的所有权回归种植者。这个折中的办法意味着，即使身负数千荷兰盾债务，也可以只付100荷兰盾或更少的赔偿金。在当时，即使是最贫穷的荷兰人，这个数目也能够通过分期付款还清。而对于种植者来说，这个方案看似不太公平，但至少可以保证他们不会亏损太多。
正如荷兰海牙法院所期待的，通过强行和解，避免了昂贵的诉讼活动。
郁金香狂热就这么结束了。
有人想当然地把郁金香狂热和荷兰的衰落联系在一起，这根本言过其实。
虽然这场金融危机造成的恐慌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但并没有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也没有引发经济衰退。在当时，荷兰金融体系尚处在初生阶段，各种金融工具还不复杂，投机大多通过期货合约进行，而非通过借贷，真正换手的资金并不多。当价格暴跌、交易取消后，恐慌没有散播到郁金香以外的领域。那些在狂热中挣扎的种植者和投资者，比起狂热之前也没贫穷多少。那场瘟疫也帮了忙，由于旅行受到限制，投机活动基本上仅限于本地。
郁金香狂热就像一个寓言，当投机资本碰到人心贪婪，会让人一夕暴富，也会让财富瞬间消失。郁金香的巅峰时期已成过往，但郁金香仍是私人的钟爱。
熊彼特注意到，泡沫通常发生在新产业或新技术出现的初期。
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荷兰的郁金香球根交易就恢复了平稳。投机者消失了，但花卉市场仍在。剩下的购买者都是贵族收藏家和纯粹的热爱者，他们本就不属于酒馆团体之流，他们购买郁金香只是单纯的喜欢和对美好的追求。
狂热的恶名反而帮了忙，因为全欧洲都听说了这件事，很多人想要亲眼见识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鲜花能引发这样的热情。也正是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荷兰建立了花卉出口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
今天，金融的光环早已褪色，但荷兰仍是世界上花卉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
根据世界纪录认证机构确认，阿尔斯梅尔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市场。在这里，五颜六色的鲜花覆盖了整整125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一个普通的上午，就有700万枝玫瑰、300万枝郁金香、1000万枝其他鲜花完成交易。
这些鲜花来自哥伦比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等遥远的国度。这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荒谬。但几百年来，荷兰人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设计，掌控了全球鲜花贸易。直到今天，荷兰花卉交易仍然采用拍卖方法。
只不过，今天的拍卖方式已经完全电子化、自动化。他们采用一种名为“荷兰钟”的竞价拍卖法，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数千次拍卖。
整个过程非常精巧，但核心依然是买卖双方的竞争。
香料时代及其终结
如果你想到东方去寻找，
遍地的黄金，无穷的财富，
辛辣的香料，桂皮和丁香，
益智健身的名贵补药，
如果想寻找晶莹的珠宝，
坚硬的钻石，瑰丽的玛瑙，
此地的宝藏便堆积如山，
你的愿望在此就能实现。
在16世纪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人们不但把香料和黄金相提并论，而寻找香料和贵金属，也是西欧前赴后继探索东方航路的主要推动力。
香科的定义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肉桂等。在中世纪的欧洲，香料不仅用于烹制各种蔬菜、鱼、肉食、食品和调制香料酒，也被用于医药、保健、宗教等领域，还成为社交礼品和支付手段。
当时，人们常用“贵如胡椒”来形容某件商品的价值。
在欧洲，香料是贵族拥有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是一种炫富手段。
对香料的渴求，也使欧洲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
17世纪以后，荷兰凭借东印度公司的雄厚资本，从葡萄牙手中夺得了一系列控制香料贸易的重要据点。1605年，在安汶岛建立据点；1619年，建立巴达维亚城；1621占领班达群岛；1636年封锁果阿；1641年攻占马六甲；1647年吞并安汶岛；1658年攫取锡兰；1663年取得了科钦；1667年霸占了望加锡。为了垄断香料贸易，荷兰舰队经常四处巡逻，抓到走私者当即处死。
荷兰的垄断甚至延伸到了香料的生产环节，将丁香集中种植在安汶岛，把肉豆蔻的生产放在班达群岛，并禁止其他地方栽种。
在香料的垄断贸易下，荷兰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估计，荷兰香料贸易的毛利润为1000%，有时甚至高达4000%，丁香和豆蔻的利润高达2000%。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每股为3000荷兰盾，在大约70年的时间里，每股股息不少于10.7万荷兰盾。只要拥有几股股票，整个家庭就能过得很舒服。
公司的分红政策对股票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7世纪30年代前，股价在120-240范围内波动，随着海外贸易垄断的确立，1638年为400，1650年达到540的峰值。股息的吸引力和股票的高价格，促进了荷兰股票市场的发展，并激励各种金融创新，股票抵押贷款、回购交易、远期和期货都成了投资者的普通工具。
荷兰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度。荷兰商人随处可见。
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荷兰在欧洲贸易中的优越地位：1670年，荷兰商船总吨位为56.8万吨，超过英国、法国、苏格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和。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有3亿荷兰盾的现金存款。
荷兰流动资本非常充足，利率仅2%—3%。充足的资金引起了英法两国市场人士的广泛注意和深深嫉妒。荷兰这种低利率水平，不仅是因为资本的充足，还有一个原因是荷兰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比如贷款抵押品的流动性改善，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转让股本的创立等等。
然而，荷兰完成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之时，也是香料贸易的盛极而衰之际。
1657年，伴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克伦威尔亲自主导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摆脱临时企业的色彩，转变为一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似的永久性公司组织，重新踏上东方贸易的航程。在重商主义影响下，法国、丹麦、苏格兰也都纷纷建立起了东印度公司，目的就是从东方的香料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激烈的竞争最终使香料价格大幅下跌。1670年以后，胡椒价格由1镑18便士，跌至9.6便士（1670年）、7.2便士（1675年）。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时间里，香料价格比葡萄牙垄断时期降低了40%。为了保证利润，荷兰人定期销毁过剩香料，把大量胡椒、肉豆蔻投入大海。
新航路开辟200年后，香料特别是胡椒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形势即便如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未从香料贸易中抽身而退，花费近百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生产基地、贸易路线、堡垒设施，正在成为荷兰产业转型的巨大负担。
时间进入18世纪，他们仍试图固守香料的垄断经营。
一个历史学家评论道：荷兰把他们最大的帝国建设努力用于一个仅仅是暂时值得争取的目标上，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香料贸易的没落，荷兰人精力在东方的滥用，其结果是17世纪下半叶国势的中落。
当资本在荷兰本土找不到未来，他们就会转向新的场合。
我们已经看到了荷兰的飞黄腾达。但从18世纪开始，荷兰光艳夺目的历史开始黯然失色。阿姆斯特丹将被伦敦取代，正如威尼斯曾被安特卫普所取代，伦敦将被纽约所取代一样。
但荷兰依旧富裕，至今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前列。
延续接近2000年的香料时代，正在被印度、远东的花布吞噬。
国家的认同
中世纪的时候，居住在西欧的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基督的大同世界。
那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一个跨越千年的欧洲大团结。
但一切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
从14世纪开始，北半球就开始慢慢变冷。1600年后，北半球温度骤跌。随着小冰期的来临，欧洲耕作范围不断收缩，玉米歉收、葡萄发酸、物价飞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在17世纪前后，欧洲出现普遍性危机。在英国，1642年发生了内战，国王查理一世被绞死。在法国，1635-1660年发生了156次农民起义。在西班牙、瑞典、丹麦、荷兰、俄罗斯……大规模的暴动此起彼伏。
欧洲各个王朝之间的军事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荷兰为了摆脱西班牙的控制，苦斗了80年（1568-1648年）。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国、丹麦、瑞典等，与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国进行了殊死搏斗，一打也是近30年（1621-1648年）。为了争夺欧洲霸权，法国与西班牙这个天主教大国，也进行了一场长达24年的艰苦决战。此外，西班牙和英国、英国和法国、英国和荷兰、荷兰和法国……零星战火总是轻易地被挑起，然后结下刻骨的仇恨。
为了应付此起彼伏的战争，欧洲各国不得不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包括关键的火药、枪炮技术，新的战术和组织方式等。军事技术和组织动员的提升，极大提高了欧洲人长途征服的能力，使那些武装冒险和殖民掠夺变得更加容易。
更重要的是，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理念土崩瓦解。
失序、混乱和重建中，近代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开始形成。
16世纪时，热那亚的资本曾和西班牙、葡萄牙王室进行合作，实现保护成本的外部化。当风险来临的时候，热那亚资本只能用脚投票，挣脱君主的搜刮。
但荷兰资本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他们支持本土的奥兰治家族，建立联省共和国，使资本能够在立国活动方面自力更生。他们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对广阔的海外商业空间行使专营权和统治权，公司不仅以追求利润为导向，还代表荷兰政府去完成战争、殖民、贸易和掠夺。
在荷兰，国家和资本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互动、相互制衡。
从荷兰开始，在连绵的争战中，伴随欧洲民族国家的觉醒，英国、法国、德意志、美国等，通过一系列革命或改革，资本不用再攀附教皇、王室、家族等外力，而是通过自主建国、民主协商，与国家权力平起平坐、携手并进。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资本的目的是获取利润，不管竞争也好，市场也罢，还是国家、政治、宗教、文化，都只是手段、路径或约束条件。
布罗代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用大量的史料表述了一个观点：资本主义非但不能与市场经济画等号，甚至本质上是反市场的。
在布罗代尔眼里，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可以分为三层结构：位于最下层的日常生活、位于中间层的市场经济和位于最上层的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自给自足，这是一个“未入青史”的王国。广阔的日常生活之上，才是市场经济的有利地带，从乡村集市、店铺、商贩，到商品、金融交易所，交换经济铺展在巨大的生产、消费领域之间，参与其中的人不过是获得“有分寸的利润”。
但是，在传统的公开市场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反向市场”。这个市场不断寻求挣脱平等交换的束缚，垄断大宗贸易，获得丰厚利润。
资本主义正在其间生长。
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久远的存在，从其出现、扩张，自始至终都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资本只有获得国家认同，它才节节胜利。
在1500年以后，资本借由国家权力，推动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建成了威力巨大的、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和政治结盟，最终却俘获了政治，甚至使自己一度成为支配性力量，成为世界历史的可怕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