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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帝惠赐的利润
在商业革命背景下，不仅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借贷，商人在借贷，甚至国王、国家和教堂也在借贷，圣殿骑士提供的许多金融服务就具有借贷性质。为了逃离地狱的诅咒[2]，他们急切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
沮丧的开端
476年，一小群野蛮人夺取了罗马帝国残存的最后一片领土。
此时罗马大地，瘟疫蔓延，遗传性不育肆虐，人口大幅下降。交通被破坏，商业严重削弱，铸币稀缺而贬值，荒芜的田野间零星散布着自给自足的庄园。
中世纪最初的200年时间里，稀少的文字记录和原始的手工艺品见证了几代人的停滞不前，好像那时候的人们太累了，除了休息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但罗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因此断裂，罗马金币还在流通，通往君士坦丁堡、非洲和东方的贸易路线并未完全停息，北欧国家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
公元632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波斯，并把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变成伊斯兰的领地。在随后不到10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打到了西班牙，几乎将整个西南欧洲团团围困。
8世纪的时候，似乎整个西欧突然陷入了一个黑暗时代。
一个基本事实是，以往从未间断的奢侈品停止了进口，地中海的商业已经绝迹。西欧彻底倒退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罗马大道已经毁坏，都市贸易和商业无影无踪，拉丁语被遗忘了，迷信之风盛行，商人阶层消失。
城镇基本上成了教会的管理中心，教会掌握着财政大权，行使着政府职能。
但这种资本秩序全面崩溃之下，并非没有例外情形。在意大利边缘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资本复苏的曙光出现了。
威尼斯在陆地和海洋、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寻找生存机会。借着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不仅与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签订贸易协定，还在教皇的眼皮底下，贩卖武器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
他们的标准借口是商业需求：没有商业，我们不知道将如何生存。
威尼斯人带着交换过来的东方稀有货物抵达中欧，光顾法国香巴尼平原，并在那里定期举办贸易集会。
在中世纪初期长达500年的休耕期中，西欧重建之路漫长且艰辛。但几个世纪的困难，减少了政府的贪欲，培育了一些勇于进取、自信自强的商人。在不断衰败、调整过程中，西欧为更有活力和更平衡的经济结构铺平了道路。
这是一个沮丧的开端，一段长期的萧条，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结束。
农民波多
波多的名字躺在巴黎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一本中世纪庄园手册中。
这本庄园手册记载了修道院拥有的每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佃农及其妻儿的姓名，甚至包括土地上的一块木板、一个鸡蛋。
波多是个小人物，他生活在查理曼大帝时代，查理曼就是红桃K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今天，在德国亚琛大教堂，查理曼的遗骨仍在。
9世纪初一个晴朗的早晨，波多早早起床，赶去修道士的农场工作。他不敢迟到，因为有管家监工。
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波多每周需要在主人的农场工作三天，农忙时耕种，农闲时编织草席，抢修主人家谷仓屋顶上的洞。波多赶着自己的大公牛，今天是他耕种的日子。在路上，他遇到了附近几个农场里的朋友，大家都是去给主人做工的，有的带着马匹，有的扛着锄头和铁锹。波多的妻子今天也没法闲着，她得找到庄园管家，献上自己的绵羊和鸡蛋。
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实物是税收的主要形式。
尽管在查理曼的仁慈治理下，王室所需都靠自己庄园解决，并不向全国征收赋税。但是，每个人都要上缴军费。军费是查理曼大帝向修道院征收的，而修道院则会将这笔军费转嫁到佃户身上。这一做法后来成为西欧各国奉行的规则，国王的财政权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意味着，国王如果要为战争筹集费用，首先应取得庄园领主的同意。西欧所谓的民主，就产生在这种中世纪的细枝末节中。
每周除了在主人的土地上劳作三天，勤劳的波多还会耕种自己的小农场，在自己的农场上，波多肯定会付出双倍的力气。
在太阳快要下山时，波多回到了自己的家。趁着暮光，波多和他的妻子开始编织渔网。波多的小儿子维多生病了。为此，波多向犹太人借了不少高利贷。他们得更加努力工作，才能在秋天到来的时候还本付息。
幸运的是，查理曼大帝已经下了谕旨，严禁民间高利贷的行为。这是世俗法对在俗教徒的第一道高利贷禁令。高利贷被定义为：“索取超过收益”。从那时起的300年间，教会和城邦对高利贷断断续续地实施严厉打击。
尽管已经接受基督的洗礼，但波多仍很迷信。在睡觉前，波多坐在儿子床头，念着古老咒语，以求儿子维多快快康复。
恩威并施的教会也给了波多和他的家人假期。因为教会让虔诚的查理曼下令，周日不应有任何奴役或劳作。除了带军出征、运送粮食及举行葬礼和集会，众人不得做农活，不得照顾葡萄藤，不得耕地，不得割草，不得搭建篱笆，不得诉讼，不得打猎，也不得洗衣和剪羊毛。
波多可以在主的日子里休息，到教堂歌颂上帝，祈求孩子健康成长。但如果是在秋天，波多可能会另有打算。查理曼是个开明的皇帝，他发行了小额银币“便士”，并颁布了关于星期天市场的敕令，刺激了农民参加商业交换活动。
每年10月9日，圣丹尼斯集市开市。集市会持续一个月，就在巴黎城外。自集市开市当天，巴黎所有常规贸易暂停一个月，因为所有的巴黎商人都会在集市的某处，用粮食、红酒、蜂蜜换取异乡来的稀罕物品。波多所在修道院的院长，可能也在集市上有个摊位，卖一些农奴交上来的布匹、奶酪或渔网。
查理曼本人也在这些经济政策中获益，他的宫殿里拥有无数珍宝。
当然，波多可不会想这么多。他会选一天假日，带着三个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去集市逛上一天。那一排排的摊位上，有镶着花边的丝绸衣衫，有印着图案的皮外套，还有孔雀毛、香水、珍珠、香料、杏仁、葡萄干和逗人大笑的猴子。
在这里，波多能听到差不多一百多种语言或方言。因为这些商人，不但有精明的犹太人，还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撒克逊人、西班牙人、普罗旺斯人、鲁昂人、伦巴第人，也许还有一两个长着东方面孔的中国唐朝人。
在花完口袋中为数不多的硬币后，疲惫但快乐的一家人坐着马车回家。
带血的资本积累
10世纪后，瘟疫消失了，人口开始缓慢增长。
10世纪晚期，充足的人力打破了低生产、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几个世纪没有开发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农业增长开始了。
1000年后，欧洲的货币经济日益普及，命运的车轮越转越快。
新机器诞生了：轮犁、织布机、磨。新工具诞生了：耙、铁犁铧。新技术也层出不穷：葡萄的种植和养护法、凸轮机械得到广泛运用。
那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写满神圣符号的年代。
人一旦酒足饭饱，就会膨胀。当基督教士们坐在一起吹牛扯淡时，一想到伟大的耶路撒冷、耶稣的圣墓还在异教徒的手中，就会愤愤不平。
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克勒蒙召开大会。他宣布，将发起一场十字军圣战，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重振基督教王国和教皇的权威。他承诺，参加十字军圣战的人，此前一切罪过都将得到救赎。
教皇振臂一呼，数万人举起了十字架。他们中有纪律严明的地方军，有横冲直撞的匪帮，还有虔诚守信的农民部队。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聚集到了一起，有的是为了洗脱罪责，有的是为了践行自己的信仰，有的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有的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凑热闹，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十字军将深刻改变欧洲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版图。
有一群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已经从中发现巨大的商业机遇。
首先是热那亚人。
当乌尔班二世的讲演传到热那亚，热那亚人的宗教激情被点燃。
热那亚市民们决定，结束长期以来的内部争端和嫌隙，在一个六位执政官领导的自治会议下团结起来，为十字军建立一支武装船队。尽管热那亚人并不能预见十字军的结局，但他们愿意搁置自己的贸易活动，进行一场豪赌。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私心，希望在十字军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获得贸易特权。1097年7月，热那亚1200名男丁帮助十字军夺得了安条克城。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一座教堂、三十间房屋、一间货栈和一口井，基本构成了一处商业殖民地。这是热那亚人获得的第一宗特惠许可。
1100年8月，热那亚3000名男丁出征，目标是维护十字军的补给线。他们洗劫了海滨城市凯撒里亚。不但船主和军官得到了奖赏，就连普通的水手和战士，也都分到48索奖金和2磅胡椒粉，每个人都成了小小的资本家。新的耶路撒冷王国还把凯撒里亚的1/3赠给了他们，并免除所有过路费。
就这样，热那亚沿地中海岸建立起广泛的贸易据点，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
其次是威尼斯人。
他们对十字军的热情，丝毫不输热那亚人。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得到了推罗城的1/3，建立了海外据点。
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在拜占庭、非洲也获得了不少利益。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在黑海沿岸获得了大量贸易特权。
这些荣耀篇章，铭刻在威尼斯人的记忆中，增强了自豪感，也提高了商业利益的期望值。
在第四字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因为一笔没有达成的交易，十字军意外地成了威尼斯的“打工仔”。威尼斯执政官丹多洛带着上帝的十字军队，然后干着威尼斯的私活。十字军先是帮威尼斯剿了强盗，然后顺便拔掉了威尼斯的“眼中钉”——札拉城。本来十字军是想取道埃及，攻占耶路撒冷，但最后，大海却阴差阳错地将他们带到了君士坦丁堡。
1204年，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较量后，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面对同样信仰上帝的东正教徒，威尼斯人带着十字军来了一个“地狱式烧杀抢掠”。威尼斯人并不像法兰克十字军那样只知道劈砍和熔铸，除了金银珠宝，他们像鉴赏家一样，把君士坦丁堡的艺术作品运回家。包括圣徒的遗骸、圣像、大理石柱和浮雕，都被威尼斯人一一安装进了圣马可大教堂。
第四次东征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是那个时代的丑闻。但对于威尼斯人来说，却是一个上天掉下来的绝好机遇。除了战利品，他们还得到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威尼斯从一个商业国家一跃成殖民帝国。
威尼斯号令天下，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无人不从。威尼斯对自己的称呼，从公社，演变为共和国、宗主国。
最后，他们给了自己一个怪异的封号：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骄傲领主。这个称呼源于威尼斯人的商业习性，一如在天平上计算商品一样，精明实在。
在他们看来，圣马可旗升起的地方，都是为了威尼斯的荣誉和利润。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积累后，不久的将来，威尼斯和热那亚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场大决战，胜者将成为地中海的商业霸主。
圣殿金融
1119年，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约20年后，一群虔诚的基督徒离开这座层层设防的城市，满怀喜悦地前往约旦河进行复活节朝圣。他们最终没能抵达。在一个山沟沟里，阿拉伯人袭击了这些朝圣者。300人丧生，60人被俘。整个基督世界被激怒。
为了保卫朝圣者安全，耶路撒冷国王鲍得温二世决定设立圣殿骑士团。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圣殿骑士团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跨国金融机构。圣殿骑士创建了一个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出。比如，一个法国南部的领主，可以通过圣殿骑士，抵押他的一座房屋，并取得一张“汇票”，这张汇票可以在任何一个圣殿据点兑现。历史学家推测，朝圣者持有一个加密的文档，只有圣殿驻点才知道密码，就像我们今天的ATM机。
除了扮演金融中介的角色，圣殿骑士团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圣殿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捐赠。耶路撒冷鲍得温二世捐了一座圣殿山和一座清真寺。法国香巴尼伯爵捐了整个身家。阿拉贡国赏赐了大片土地、城堡和租金。罗马教廷赋予圣殿骑士团免交什一税、征收什一税的特权。在这些大人物的感召下，社会各界的捐赠纷至沓来，金银珠宝、地产、庄园、磨坊、城堡、教堂、各种收益权利以及地产上的农奴……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欧洲的大封建主。
12世纪中叶，圣殿骑士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却不是在战场上。
他们吸收存款，扮演储藏所的角色。大量朝圣教徒的个人财产储存在圣殿金库中，为此，骑士们不得不制定了一套监督个人存取款行为的会计制度。他们还承担贵重物品保存，比如英国王冠上的宝石，一度保存在伦敦的圣殿。
他们发放贷款。1147年，法王路易七世前往圣地，走到半路没钱了，圣殿骑士倾囊相助。1213年，为了应付丹姆战争，英国国王约翰以贵重物品做抵押，向圣殿骑士团借了1000金马克。1274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完成十字军东征，在偿还圣殿的借款时，附上了18%的管理费、杂费和利息。
他们充当欧洲王室间的支付中介。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和罗马教廷做生意，就是支付给了伦敦的圣殿，再由圣殿骑士转付给罗马教廷。
他们担任信托经理，管理债务工具。1214年，约翰国王建立养老保险，管理人就是伦敦圣殿。1259年，法王路易九世租了一个城堡，每年通过巴黎圣殿支付一笔租金给堡主，在圣殿的支持下，堡主对这笔租金进行了分割和转让。
圣殿的服务范围非常广泛，收税、付账单、印钞、追债、提供给养……除了为贵族服务，他们的触角也延伸到了商人、平民。
圣殿宣称，圣殿骑士的使命不是盈利，而是保护朝圣者收复圣地。碍于教会的高利贷禁令，圣殿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会明确取息。但通过管理费、税收减免、特许经营、关税减让等方式，他们获取了大量利润。
圣殿富可敌国，关系网强大、装备精良。
当圣殿骑士们自以为是地在巴黎横冲直撞时，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总以为自己大到不能倒，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刚好足够强大，而且欠了圣殿骑士团足够多的钱。腓力四世又叫“美男子腓力”，是个非常强势的君主。为了对抗罗马教廷，曾经专门派出使团，到意大利暴打当时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此后，凭借一系列政治手腕，他扶持了一个法国人登上了教皇宝座，称克雷门五世。这位教皇实际上是腓力四世的傀儡，他甚至没有勇气到罗马去，于是把教廷设在了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农。自他以后的八位教皇都对法国国王俯首听命，史称“阿维农之囚”。
当圣殿骑士打算要求腓力四世按时还债时，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1307年10月13日，密谋已久的腓力四世下令逮捕法国境内全部圣殿骑士。腓力并没有用高利贷的罪名指控他们，而是以异端和性行为堕落的名义，给了他们致命一击。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可以轻易消磨一个人的斗志，圣殿骑士也不例外。在腓力四世的手段下，他们很快招供了。
教皇克雷门五世顺水推舟：解散圣殿骑士团。各国的国王也都十分愉快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他们都欠了圣殿很多钱。
圣殿的使命，是保护朝圣者。但整个13世纪，他们却节节败退，先是失去了耶路撒冷，14世纪初，叙利亚沿岸的最后一个圣殿城堡也失陷了。即使圣殿骑士的金融安排渗透到了欧洲每一个角落，但他们的根本使命是失败的。
一个偏离主业的宗教机构，也遭到了天主教徒们的唾弃。1314年3月22日的黄昏，圣殿骑士团团长莫莱被绑上火刑架。
国王的借款
圣殿骑士团的没落，在欧洲留下了一个公共机构上的真空。这个真空，被意大利的银行家们填补了。
1337年，因为王位继承权问题，积怨多年的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决定互掐。这次约架断断续续打了上百年，史称“百年战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看起来是拼命，但其实是拼钱、拼家底。但是，从查理曼大帝开始，西欧封建国家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加征军费之类的战争税，是一项特别事务，需要征得庄园贵族、国会等的同意。这个过程很漫长，手续繁琐，且经常发生扯皮推诿，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可战争往往一触即发、十万火急。因此，借钱很容易成为国王首选。然而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到自己口袋里，往往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
法国的先天条件是最好的。13世纪的香巴尼集市，已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许多意大利商行都派驻了代表。在13世纪末最后几十年中，香巴尼的重要功能，是为定期举行的财政贷款谈判提供方便的会谈地点。在法国，从国王、侯爵，到主教、庄园主，他们可以从可供选择的许多放贷人那里，一次次地取得相当数目的贷款。
但法国王室却一次次地践踏了自己的信用。腓力四世为了不还钱，采用暴力手段攻击圣殿骑士，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腓力四世还把他的几个债权人赶出法国，理由是破坏国家秩序，放高利贷。
此后，至少有5个意大利银行家被抓捕，法国王室的借口是他们违反了教会的高利贷禁令，每次在交纳大笔罚金后，才会被释放。
政局的动荡不安，也使王室放贷人处于不稳定状态。每个国王都会收回他前任许可的特权，并迫害前任宠爱的银行家。腓力五世去世后，他的放贷人格特被指控不诚实，最后死在狱中；查理四世去世后，他的财政管理人雷米，被继任者处死。
银行家在法国遭到频繁的掠夺，结果是法国王室获得的信贷便利逐渐减少。从大约1315年开始，香巴尼集市衰落，这个重要的财政中心逐渐消失。
到百年战争爆发时，已经没有多少银行家愿意大量借钱给法国王室。
相比之下，英国国王的似乎选择要多一些。为了争夺羊毛供应的垄断权，意大利商人和英国本土商人争得头破血流。国王爱德华三世开心地看着双方你争我夺，他刚好从中渔翁得利。
爱德华三世从意大利佩鲁齐和巴尔迪两大银行借了125万英镑。但随后，因为意大利出现财政危机，这两家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先后遭到挤兑。1343年，爱德华三世适时落井下石，宣布停止还贷。为此，他还把巴尔迪公司的英国代表扣押起来，直到巴尔迪宣布放弃讨还利息后，才把他们释放。
意大利银行家的退出，为英国大资本家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以威廉波尔为首，英国商人组建了一支辛迪加贷款团队，专门为英国国王服务。爱德华三世将羊毛供应的垄断权授予了这个辛迪加，并对受到宠爱的放贷人豁免关税。同时，爱德华三世还将资产放置到辛迪加名下，并以此为担保向国内外进行贷款。
为了打赢对法国的这场战争，爱德华三世将他的高级教士和权贵都抵押出去了。1340-1341年，德比伯爵和北安普敦伯爵作为爱德华债务的人质，在马林和卢万被扣押了几个月。爱德华三世及他妻子的5个王冠也被抵押出去了，在布鲁日、特里尔和科隆等地欧洲权贵之间辗转。
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在1346年的克勒塞战役和随后的加来大战中，英国商人都在积极筹集资金。当然，爱德华三世也不负众望，一路所向披靡。
当一切运转良好时，1348年秋天，一只名叫黑死病的“黑天鹅”突袭英国。
这场瘟疫不但使英国的计划毁于一旦，也将改变整个世界。
威尼斯债券
当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大陆大打出手时，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没闲着，他们的战场在地中海、黑海，在亚德里亚海北端狭窄的潟湖内。英国和法国两位国王为的是王位继承权。而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有相同的目标：抢占市场份额，垄断市场。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热那亚舰队的风头一度碾压谨慎的威尼斯人。但1204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样。威尼斯人主导的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把热那亚人从东方一些富裕市场中驱逐出来。
1250年，在以色列阿卡古城，双方的私人恩怨最终酿成群族冲突。一群热那亚暴民冲到海港，洗劫了威尼斯船只，掠夺了他们的街区，屠杀了里边的居民。战争就这样点燃，这场战争连带刻骨的仇恨持续了150年。
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威尼斯和热那亚都在融资上做了大量工作。
面对战争造成的临时性支出，热那亚议会以税收为抵押，向辛迪加组织借款。威尼斯也采取了类似办法，他们将盐的专卖收入用作借款保证。此外，威尼斯还向每位市民要求强制性贷款，承诺在本金偿还前每年支付5%利息。
1262年，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威尼斯颁布《债券法》。法案将原先发行的所有短期债券合并成一个基金，政府承诺以其税收收入每年分两期支付5%利息，该基金后来被称为蒙特（Monte Vecchio）基金。
这个基金有两个创新是划时代的：一是不可赎回。除非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回购，否则政府不用偿还本金。二是可转让。政府按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债权可以继承、转让和用于支付。威尼斯的贷款已经标准化，可以在二级市场——里亚尔托市场进行买卖。而交易对象，是由政府债券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
政府债券在私人和社会组织中的投资组合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接下来几个世纪，每当有军事需要的时候，威尼斯都会求助于蒙特基金。
债券市场也成了避险场所。1344年，里亚尔托银行破产，资金都流向信用风险较低的“国债”市场，国债价格迅速攀升至面值的102%。
在与热那亚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中，里亚尔托债券市场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威尼斯的做法很快在意大利各个城邦流行。基金也成了战争和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威尼斯债券的发明，代表西欧国家财政精细化管理能力的大跃升。
1379年秋，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基奥贾之战爆发。这一次，威尼斯人将自己的资源动员到了极限，除了全民皆兵，还花巨资聘请了数万名雇佣兵。这次战争需要的贷款额度是威尼斯所有个人资本的41%，并迫使不动产大规模变现。最终，威尼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热那亚接受无条件投降，热那亚在地中海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将目标转向渺茫的大西洋。
基奥贾之战结束后，威尼斯意气风发，一度主宰了世界的贸易。威尼斯的这一赤字融资体系，标志着现代财政制度的产生。这种长期负债形式，此后不断被改进，并在欧洲广泛传播。
政府债券不仅是融资工具，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戈兹曼教授认为，这种联邦债券功能多种多样：第一，政府债券集中社会资本，将私人财富转变为财政和军事力量。第二，政府债券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绑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第三，大量政府债券收入转向民生领域，通过再分配，可为社会提供保障。第四，政府债券和利息的交易，开启了非常复杂的投机形式，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技术，这些金融工具将成为现代金融市场产生的源头。
15世纪，意大利实现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为文艺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达蒂尼集团
133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名叫普拉托的富裕城镇上，一个客栈老板的儿子出生了，他叫达蒂尼。
13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的家庭，他变成了一个孤儿。
从此，他沦落天涯，做过学徒，做过工人，也做过商业雇员。当时，最流行的合作方式叫“commenda”（康孟达）。基督教严禁以借贷方式筹资，但鼓励合作，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资本合作。这种康孟达契约主要包括两方，一方是投资商或称留守商，不参与经营；另一方是经营者，或称旅行商。留守商承担资本风险，并有资格留有大约3/4的利润。旅行商承担全部劳动力，但享有剩余利润。当发生业务纠纷时，第三方无权向留守商提出任何要求。
起初，年轻力壮的达蒂尼是一名旅行商，他从东方的拜占庭进口铅和明矾，从黑海进口奴隶和调味料，从伦敦进口羊毛，从伊维萨进口盐，从突尼斯进口皮革，从西西里进口小麦……他走遍整个西欧，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28岁那年，达蒂尼在普拉托成立了一家“家族公司”，他占有一半股份。这种类型的公司叫作“compagnia”，由拉丁语com（一起）和panis（面包）合成而来，意思是分享面包，一般采用家族合作方式，是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联合体。家族公司内部，又有诸多分公司，由不同成员拥有和管理，并在外地设有代办处，代理人多雇佣外人。通过这家“家族公司”，达蒂尼在阿维格农、热那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
1399年，64岁的达蒂尼不顾周围的反对，在佛罗伦萨开设了银行。达蒂尼的一个合伙人认为，开办银行名声不好，得不到上帝的赞赏，劝他打消这个计划。但达蒂尼仍坚持己见，他将家人留在普拉托，只身前往佛罗伦萨。
14世纪末的达蒂尼公司，已经是一家集团公司，旗下的资本形态多种多样。不仅有商业资本，分布在多个城市；还有金融资本，比如佛罗伦萨的独立银行。
达蒂尼集团还将触角延伸到产业资本。达蒂尼有两家呢绒制造企业，一家染坊，均设在普拉托。随着水力、风力代替人力，引起碾磨、漂洗和冶铁等工业行业的机械化，大量资本投入到了工业扩张中。在佛罗伦萨，雇工已经普遍存在，1338年，佛罗伦萨200个羊毛加工企业中，每个企业平均有150个劳动力。不过，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要低于商业资本，达蒂尼的账本显示，一般的商业利润高达12%以上，而制造业的利润只有8.9%。
那些富有进取心的领主、工匠和商人，都不同程度地变成了企业家。
达蒂尼集团公司与独立子公司之间，每周都有书信往来。整个集团留存下来的书信多达32万封，60多万页。通过这些书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这与中世纪欧洲的“黑暗”形象完全不同。
从1384年起，达蒂尼的账本由单式记账变为复式记账，并采用折旧和摊销。汇票和支票已很常见，佛罗伦萨的银行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汇票结算体系。因为高利贷带有贪婪的恶名，迫使许多银行家采用隐蔽手段来逃避教会谴责。最普遍的一个办法，就是借贷双方都用支票进行操作，借者在其他城市，用其他货币偿还，把利息计算在本钱之内，表示这不是贷款，而是外汇买卖。在达蒂尼的账本中，有大量关于买卖外汇的记载，却没有一处提到利息。
可转让票据的出现，也增加了货币供应，减少了人们对贵金属的依赖。
达蒂尼与当时杰出的文人、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达蒂尼谨慎地停留在政治之外，而政治却给那么多商人带来了那么多灾难。
和他同时代的商人相似，达蒂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基督徒。他渴望发财，但又十分害怕来世的苦难。他先是选择了财富，并得偿所愿成为一个富翁。但在75岁临死前，他把差不多全部身家约7万弗罗林捐给了慈善事业。尽管他有一个大家庭，还有不少私生子。
在宗教感情极为强烈的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有某种不洁的本性。佛罗伦萨的安东尼主教就认为，高利贷是魔鬼的勾当。他甚至对一家高利贷者宣告，他家四代成员将被罚入地狱。
意大利的那些商人们，他们需要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
第七层地狱
当腓利四世攻击圣殿骑士的时候，但丁正在写他的《神曲》。
《神曲》中，35岁的但丁身陷中年危机，处于道德崩溃的边缘，几近自杀。在这意志消沉的时刻，他误入了一座黑暗森林，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两人展开了一段地狱之旅。地狱形似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共九层。中心在耶路撒冷，从上到下逐渐缩小，越向下所控制的灵魂罪恶越深重。
第七层是地狱的重点，占《神曲》篇幅的1/3以上。第七层分为三级。外面一环是留给杀人者和暴君的，他们在沸腾的血水里蒸煮。中间一环是自杀者，任何触碰都会使他们感到痛楚。
被放置在第七层最里面、最恐怖一环的，是那些违背“自然本性”和“违抗上帝”的人。包括同性恋，以及违抗自然法则的高利贷者。
他们半死不活地放置在燃烧的沙地上，头上火焰雨从天而降。对同性恋的惩罚，但丁表示可以理解，但他不明白放高利贷为何有罪。在这里，高利贷不仅指收取高额利息的放贷行为，利率适当的也包括在内。今天，某个人把钱存在银行，银行进而把这笔钱再按相应利率放贷出去，那么所有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会犯下但丁所理解的这项罪恶。
为了阐明其中的道理，维吉尔认为，人类若要繁荣和取得收获，必须通过自然或技艺，要么耕种土地，要么靠自己的双手劳作。然而，放贷者“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违背了上帝对于人类的安排。维吉尔的话看似简单，但背后却是中世纪以来上千年的理论架构。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认为，货币主要是为了进行交易的目的而发明的，所以，金钱的固有用途在于被花掉或被转让。因此，对放贷的钱财收取高额利贷利息，是非法的，是反自然的。
公元300年左右，基督教教规开始禁止神职人员放高利贷。800年左右，查理曼大帝通过立法来禁止神职和世俗人员放高利贷。
13世纪的时候，神学家阿奎那在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说，钱不能自我生产，“葡萄园天然地产果，但沉睡的金钱不产生任何果实”。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有一部13世纪的手稿，名叫《范例表》。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句子：
高利贷者想让金钱像马生马、骡子生骡子那样孕育金钱；所有的人都在节日停止劳作，然而高利贷的牛们却耕作不休；他们卖的只不过是对金钱的等待，也就是说时间。
利息是对时间价值的发现，对这一点，经院哲学家们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时间只归上帝所有，只属于他一个。
高利贷者并没有卖给债务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不顾所有者的意愿，出卖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他们出卖白天和黑夜，出卖光明和休息。所以，他们不应当拥有光明和休息。这就是运用于高利贷者身上的地狱逻辑。
作为时间的盗者，高利贷是上帝财产的小偷。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但丁明白这一点后，他不再提出异议，而是跟着维吉尔继续他的地狱之旅。
在第八层，他看到了蓄意欺诈和背信弃义之徒。在第九层，他看到了许多叛徒，布鲁图、卡西乌斯、犹大……他们被悬挂在撒旦的血盆大口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高利贷者们者都不可救药，他们还有一些机会。
永生的机会
在查理曼大帝时代，经济紧缩，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处于微弱状态。
中世纪早期，是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对立的无情社会。就像教会曾经对高利贷者们说：选择吧，钱袋或永生。二者你只能选一样。
但随着商业革命的发生，情况变得日益复杂。不仅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借贷，商人在借贷，甚至国王、国家和教堂也在借贷，圣殿骑士提供的许多金融服务就具有借贷性质，罗马教廷持有不少债券。
历史文本对高利贷的指控全面而且彻底。商人、银行家的日子很难受，除了要承受世俗的偏见，还要忍受死后堕入地狱的精神折磨。
在达蒂尼集团的资本运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高利贷的禁令，对民间融资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并不能阻止欧洲的商人、城市和国家频繁利用各种金融创新，也不能阻止欧洲民众使用储蓄工具。
当商人眼中的时间和教堂眼中的时间发生冲突，如何弥合这种裂缝，过程注定是痛苦且漫长的。直到今天，争议仍在持续。不过，为了逃离地狱的诅咒，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银行家、统治者们一起，在不断寻找和创造机会。
他们急切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
第一个机会：节制。
实践中，教会从未控诉过一切形式的利息，合同中规定的利率是被允许的。从1000年左右到13世纪，33.5%的利率被认为是最高上限。确实，教会只是明确地惩罚了那些过分的高利贷者们。比如，公元1215年，教会第四次公会对犹太高利贷进行了指控，提及的只是“沉重和过分的”高利贷。
因此，节制的放贷人有机会从撒旦渔网的网眼中逃脱。
第二个机会：炼狱。
炼狱虽然痛苦，但炼狱的出口只有一个：天堂。海斯特尔巴赫的凯撒利乌斯在《关于奇迹的对话》中，列举了高利贷者的炼狱过程：一个高利贷者死了，但他的妻子通过施舍、禁食、祈祷和守夜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最终，丈夫的灵魂获得了永福。
意大利银行家达蒂尼临死前捐出全部身家，就是想尽快赢得天堂的入口。炼狱的出现，为高利贷者眨了一个暧昧的眼神。钱袋和永生，似乎皆可兼得。
第三个机会：新理论。
从14世纪开始，在面对高利贷指控时，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辩解理由。
一是损失发生。因延误偿还而产生了损失，借贷者可获得补偿。
二是工作报酬。商人跋山涉水、参加集市或者管账，调换钱币，也都是一种劳动。像所有的工作一样，也应该有工资。
三是利润补偿。高利贷者本可以将他手上的金钱用于其他投资，并获取相应利润，但他却借给了他人，为此，他可以通过适当利息得到利润损失补偿。将资本的替代性用途作为收益基准的概念，这是资产估值工具的关键方面。
四是本金风险和不确定因素。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认为，借贷给商业冒险是可以收取高利息的，因为银行家可能会面临失去本金的危险，或者面临其他不确定性因素。这种风险溢价的概念，也是现代资产估值模型的基础。
商业革命兴起，在生活借贷的基础上，商业性、生产性借贷日益增加。
为了管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借贷，教会一方面将高利贷法系统化，继续禁止生活性的有偿借贷；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理由将生产性和商业性的借贷视为高利贷法的例外情况，允许其有偿借贷或利息合法化。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者有机会进入永生。资本的启蒙人，就是那些银行家，他们是商人，是时间的商人。
在摆脱地狱的束缚后，意识形态的枷锁轰然打开。从此，经济和社会在朝着“相信未来”的资本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16世纪时，生活在瑞士的加尔文重新诠释《圣经》，他说，如果所有的放贷都被谴责的话，人们的良心会被加上更沉重的枷锁，这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他质疑，为何压榨一个贫穷的农奴在道德上被接受，而要求一个富翁为他用于某项商业活动的贷款进行付息却不能被接受？加尔文一步步证明，圣法并不禁止高利贷，放债是帮忙，任何劳动都应得到报酬，钱并非不能创造财富。
加尔文认为，不能仅凭《圣经》的一段文字武断，而应本着公平原则。他大声疾呼：“不要让钱闲着，让它生利。”这就是贷款的法则。
加尔文的新教理论在瑞士、英国和荷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先后废除了高利贷禁令。今天，现代瑞士银行业的兴盛，似乎可以追溯到当年加尔文的宗教观点。荷兰、英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加尔文的理论功不可没。
中世纪的衰落
14世纪初的欧洲，虽然国王、帝国之间的争战此起彼伏。
但历经12、13世纪的商业革命，欧洲城镇数量翻了几番，经济持续增长，文化、公共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但跨越1300年的关口后，中世纪欧洲仍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资本越来越稀缺，钱荒不断发生。一些银矿停产，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限制白银出口。银荒使许多银行陷入危机。意大利佩鲁齐和巴尔迪两大银行在挤兑中破产。对乱世的恐惧使人们窖藏硬币。14世纪末，白银变得极度短缺。
利润大范围缩减，可投资的方向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的国王违约，甚至找借口把债主抓进监狱折磨致死。土地贫瘠、过度放牧、泥沙流失现象普遍存在。苛捐杂税、银行倒闭、货币混乱和远程贸易利润下降反复发生。
人们对未来再次变得迷茫、无助。历史学家本杰明对成千上万份合同和广泛的文字资料进行了考察，结论是，从14世纪初开始，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信心不断下降。
仅存的一点希望，最终被连绵不绝的暴雨和持续不断的瘟疫彻底扫荡殆尽。
1315年的夏季，西北欧各地区开始下大雨。起初，人们以为这场雨很快会过去。但天好像被捅了个窟窿，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雨实在下得太久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整个欧洲大陆，都笼罩在汹涌的暴雨中。农作物腐烂变质，房屋、教堂被无情冲毁，无数生命被不幸吞噬。
雨实在是跟人过不去。从1315年春天，一直下到1317年夏天。持续的暴雨、低温，严重阻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紧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刚开始，人们吃森林里的树根、野草、坚果和树皮等。后来，有人吃掉自己的孩子，有人挖开公共墓地，吃掉刚埋葬的死人。就连国王也无法幸免，爱德华二世在他行宫竟然找不到一块面包。大饥荒持续到了1320年，欧洲损失了大约20%的人口。
30年后，当欧洲慢慢走出饥荒的阴影，新的一代开始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时候，又一场灾难——黑死病从天而降。
这一次，欧洲约有2600万人死亡，占当时人口的30%—50%。
黑死病的传播，据说是蒙古人对热那亚殖民地卡法（caffa）发动的“细菌战”。蒙古人把死于瘟疫的尸体用弩炮发射到城墙上。随后，瘟疫经意大利、法国、德国，呈半圆形向西向北流行开来。
意大利伟大的诗人彼特拉克经历了这场疾病，他的恋人劳拉死了。在他的文字里面，房子空空、城镇被弃、乡村潦倒、尸横遍野，整个世界沉浸在万籁无声的可怕寂静中。他提到，史家默不作声，医生智穷力竭，哲学家耸肩皱眉，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后人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吗？连我们都无法相信。”
黑死病夺去了银行家达蒂尼的父母兄弟，让他成为一名孤儿；黑死病也中断了英国征服法国的雄心壮志，百年战争告一段落；黑死病更是彻底撞开了萧条的大门，使一代又一代积累的增长化为乌有。商业革命耗尽了自己的动力，保守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更为不祥的是，还有一片阴云正在向北方聚集，即将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从14世纪早期开始，奥斯曼帝国一直在侵占拜占庭在亚洲的领地。1352年，他们首次在欧洲土地上立足。随后，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1362年，他们占领埃迪尔内，并把首都迁了过来。这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实际上已经包围了君士坦丁堡。
黑死病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以地中海作为贸易中心的时代即将画下句点。但是，黑死病带走了欧洲一半的人口，但却没有带走已经开垦的土地，没有带走财富，反而使人均所得增加，现世主义、享乐主义的情绪开始弥漫，对奢侈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初步形成。
更重要的是，人口降低，劳动力减少，使得佃户的博弈能力提高，道格拉斯·诺斯提到，在西欧，保留佃户的最有效办法是降低地租和放宽依附义务。于是，中世纪的庄园经济面临死亡，劳役已经不可逆转地由货币地租代替了，土地由自由承租人和（或）由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来耕种。
这些为之后从“身份”向“契约”转变、争取个人自由权利奠定了基础。黑死病也没有带走资本的基本结构、技巧和金融信用制度，这些技术将会被一个更有韧性、更加灵活、更快发展的社会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