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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因的起源

160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亨利·哈德逊和几名探险者乘坐“半月号”船驶入纽约港。他们发现这里港口内水深平静，终年不冻。16年后荷兰买下了曼哈顿岛，这里成了他们新的故乡一-新阿姆斯特丹。

1640年代，荷兰人为划分殖民地与印第安人的界限，在北面的交界处将殖民地由基本的尖木桩和围篱分隔。而后，为了有效防止来自非洲的奴隶逃跑，荷属西印度公司的代表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 ，领导来自荷兰的移民团建造更坚固的栅栏。1653年，这片栅栏被强化成一座约3.65米 (12英尺)高的泥土木板墙。和平的时光十分短暂，此后荷兰人为了抵御印地安部落、新英格兰殖民者以及英国人，木板墙便逐渐地被扩张和强化。强化后的墙是用圆木建成，每根16英尺长，有4英尺埋在地下，顶部被削尖。这道墙东起珍珠街，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西侧，全长2340英尺。

1685年勘测员沿着原始栅栏划订出一条道路，即今日的华尔街。1699年英国人将这面城墙拆除。华尔街名字也由此而来并被保留至今。华尔街是英语“Wall Street”的中文音译，它起初就是一道墙，是由最先买下纽约曼哈顿的荷兰人建立的。

在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结束了海上漂泊的日子，这里是他们新的殖民地，他们是这片新大陆的统治者。正当这些异乡客尽情享用殖民者特权的时候，1629年从他们的故乡阿姆斯特丹传来了一个令人疯狂的消息，一支叫郁金香的花可以换取4吨小麦，一张床，4条牛，8只猪，12只羊。炒作一直持续到1637年。

郁金香泡沫事件发生于1637年，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60年。工业革命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的逐利基因或许早在工业革命前几百年就孕育出来了。

《梧桐树协议》

汉密尔顿发行国家债券的计划，开启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历史。

场内经纪人的巨头们为了保证自己的交易佣金不损失这一利益，于1792年3月21日在克利斯酒店聚会试图签订一个协议来制止场外交易。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拍卖中心，该中心于4月21日开业，并进一步达成协议:“我们，在此签字者一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暂，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TheButtonwoodAgreement)，同时，经纪人开设了一家糖提咖啡屋作为交易场所。而纽约交易所还要再等25年才会正式成立。

投机——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

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惟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的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以及蒙特利尔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在尼亚加拉大澡布附近进行水陆联运。同时，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819年，为了把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运往东部的纽约，纽约州人在州长狄维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带领下用八年时间在伊利湖(北美五大湖之一)和哈德逊河之间修筑了一条长584公里、83个水闸、两地落差183米、顶部12米、底部宽8.5米宽、深1.2米的伊利运河。对此水深只有1.2米的运河工程，美国总统杰斐逊认为“近乎疯狂”不予支持，老百姓更将其嘲笑为“狄维特的蠢计”、“狄维特的小水沟”。但是，正是这个水深只有1.2米的运河工程、这个被视为疯狂和愚蠢的运河工程，在完工之后，把美国五大湖以西的货物运送到东部的运费降低了90%，时间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在美国全面进入“铁路时代”前,伊利运河已成为连结美国东西部之间最便捷、最经济和最繁忙的交通干线。

在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它。

伊利运河巨大的成功，引发了美国对运河概念的狂热追捧。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类似伊利运河巨大成功的现象在华尔街不断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的幻想引发人们狂热地投资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

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人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泡沫——经济过热的直接表现——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惊人的速度形成

美国繁荣的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的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的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820万增至1.492亿，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增至5.251亿。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合众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护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合众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的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的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的土地办公室(GeneralLand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aland-office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

刺破泡沫的行为本身也具有很大的风险

为了抑制投机行为，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的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份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份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仅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

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所以英国的投资者不再愿意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证券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1837年，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直到1843年才结束，但直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获得了新的领土，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

铁路时代的繁荣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JamesWatt)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Trevithick)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Evans)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之后，铁路运输成为可能。

蒸汽机的发明，让人们看到了比运河更更优的货运方法。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Pacific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不过，铁路的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一项发明，而是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蒸汽机最初时常出事故，以“集体性屠杀人类”而闻名）。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

“拇指汤姆”机车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使，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而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职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3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3次，但仅仅5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3万人次。

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那样，铁路的开通将它所有连接的内陆站点之间的货物运输的费用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哈德利(Arthur THadley)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RailroadTransportation)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只能在它产地周围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费掉。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谊拆霸茶冰怪浮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于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

19世纪余下的美国经济政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首先需要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还是不可能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而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融资的。铁路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在铁路发展初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于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了这一新的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3家铁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已经有10只铁路股进行交易了，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

盛宴面前，投机从不缺席

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也发行了大量证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证券虽然数量巨大，但却被大部分的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炒作。1837年，就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之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一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优雅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一一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的伊利股票，而且一旦他们出货，他们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逼空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于1852年建成，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人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人也只有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一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到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早的时候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大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Terminal)座落在42街的原因。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再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 范德比尔特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怀着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盈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立法机构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公交线路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但至少市议会比州立法机构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一一百老汇大街全程的线路，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会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人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可以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趟混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 卖空者在等待哈莱姆股票价格的狂跌，而且一度似平获得了有利于他们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一一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地买进。“每当有人卖空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里。”

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鸟”一样直线下降到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106美元。《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莱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随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而卖空投机者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 这些卖空投机者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案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的时候，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对此显然很高兴，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华尔街上的人们惠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庆贺无卧的市议会损纵股票的企图彻底破产，并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范德比尔特虽然放过了将来也许会有用的市议会官员但对于华尔街上的投机商他就没有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一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他自已的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笔。 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的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讲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合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s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s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option和看跌期权(put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寒奇(Russell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副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the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一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支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艇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112美元飙升到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惟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

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号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

掺水股

范德比尔特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的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些。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管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

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在1863年，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050股，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德鲁的同伙甚至说道：“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喂不饱这头老蠢猪要的所有的伊利股票，我就他妈的该死。

丹尼尔·德鲁，早年在贩卖牲畜时，会让牲畜头天晚上吃很多盐，直到出售前才让它们有机会喝水，从而出售时体重大增。同样的，作为金融家的德鲁，通过各种手法虚增股票，成为了“掺水股”的大玩家。（这或许是可考察的掺水股的最早起源）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德鲁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

伊利铁路掺水股事件，让各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影响了后续对股票发行的新规制定，奠定了证券法的基础。血淋淋的教训构筑起数目繁多的纽交所自律条例条例和监管制度，为华尔街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打下了基础。

华尔街最终慢慢地长大了，但是在它完全成熟之前，它还有很多路要走。

附：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运送牛的运费从每车厢的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厢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范德比尔特的中央铁路线上奔忙着运牛车，而伊利铁路上一辆也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买下，然后通过几乎是免费的中央铁路将这些牛运输到纽约，又发了一笔横财。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电报时代，纽约成为美国金融中心

落后的远距离通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是仅次于陆上交通的第二大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自古以来，通讯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类的行进速度。一条消息从波士顿传到纽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从波士顿出发的人，甚至可以比这条消息先到达纽约。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着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19世纪以前，除了依靠人力传递信息以外，人类唯一的通讯限于传递特定的单一信号。例如，伊丽莎白女王一世Queen ElizabethI)命令沿着英国南部海岸建造一连串烽火台，以便看到舰队来到的时候通知伦敦，由于这种通讯方式费用太高，大部分人根本用不起。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等重要边境军事基地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总长为330英里(约530公里)。每个旗语台都有-个很高的桅杆和两个扶手，桅杆的顶端是需要四五个人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在一大群童子军的通力协作下，在巴黎和布雷斯特之间传送信息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如果由人送信的话，即使最快的信使，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当然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这套通讯装置就不管用了。此外，由于这条信息必须经过很多次传递，所以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英里或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在楼顶或者山丘上，手中拿着大旗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华尔街商人交易所(即纽约股票交易所所在地)的最高处，通过旗语向哈德逊河对岸泽西市的人报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大约30分钟之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用电来实现远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技术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4年，一个瑞典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在装置中每根电线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它会给与之相连的一个小球充电，而后者随后会敲响一个小铃，发出与这个字母相应的音符。这个装置当然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运用，直到7年以后，一个叫塞缪尔·芬利·莫尔斯的美国失意画家才真正创造出能够实际应用的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像乔治·斯蒂芬森和他的铁路一样，莫尔斯也无非是把已有的所有零散发明组合了起来，从而发明了电报。莫尔斯惟一的原创就是发明了高效的代码，但是他也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出资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演示。莫尔斯在华盛顿通过电报把“上帝创造了什么”的信息发送给了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伴阿尔弗雷德·威尔(Alfred Vai1)威尔随即将同样的信息反馈给他一一电报一旦获得成功，就立刻像蜘蛛网一样在全美国扩散开来。就在那一年，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TelegraphCompany)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到1846年公司已经开始盈利并分红了。10年之内，总长为23000英里的电报线把美国主要的大城市都连接起来。1861年，电报线已经延伸到了美国西部地区的旧金山市。同铁路一样，早期的电报公司都是地方性质的，只经营区域性的电报业务。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个名为西联(WestUnion)的公司开始购买一些独立的小的电报公司，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范围内的电报体系，占据了美国通讯行业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因电话的出现而被贝尔公司(Bell)所取代 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合作也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典案例电报线经常沿着已经建好的铁路线铺设，而铁路也很快发展了一套电报信号系统，藉此可以引导火车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在单轨铁路线上安全地行驶。 不用说，美国金融中心的经纪商是这种新的通讯媒介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用户。在早期的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也被称作是“跑腿者”中因为要把经纪人、交易所、场外市场和银行连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情况下，传递员必须要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传递员至今仍被称作“跑腿者”的缘故。 毋庸置疑，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了，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证券市场也同样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独立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两个最大城市(指当时的纽约和费城)之间建成旗语线路以后，其他证券市场的价格虽然受纽约的价格影响，但并不完全被纽约的价格所控制和主导，因为在纽约的价格信息到达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价格早已不是最新的了。 但是电报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而且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全天24小时都可以传送。因此，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立刻宣告结束。这一道理即使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詹姆斯·K·迈德伯瑞(JamesKMedbery)在1870年写道:“金钱总是有集聚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这种特性表现得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主要大都市的纽约，现在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从牛市跌到熊市，它也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电报在19世纪50年代被发明出来，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假如莫尔斯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改进和完善了电报技术的话(这种假设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费城则有可能已经利用电报技术把整个国家的流动财富都吸干了。

“一夜暴富”的传奇时代-美国西部淘金史

西部淘金史还要从美墨之争甚至美洲历史说起。

墨西哥现在的所在地区曾经是印第安人的活动中心，这里曾经孕育出著名的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等。这片大陆原本与世隔绝，直到有一个人来到这里。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哥伦布奉西班牙王室的命令带领着船队来到这里，虽然他至死都认为这里是印度，但是事实告诉人们，这里是一个新世界。当时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国家是阿兹特克帝国。西班牙王室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前往，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万人的兵力，就直接将这个最强盛的王国灭掉了。之后西班牙人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墨西哥城，并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到了十六世纪末，西班牙人又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探索，到了现在的加利福尼亚等地区。后来走得太远，离墨西哥城也变远，所以就逐渐减弱了对这个地方的控制。

之后英法等国也开始了殖民之路，他们来到了这片土地上。于是这欧洲三国便在这里开始了争夺之战。1763年，法军败给了英军，失去了这里的大部分殖民地。因为在这期间西班牙提供过帮助，所以他们干脆将剩余的一部分土地送给了他们。此时，西班牙在这里的领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没过多久，英方控制的北美13个殖民地就掀起了独立战争，最后英方战败，美国成立。他们的成立极大地鼓励了其他地区的人民。到了1810年之后，哥伦比亚、拉普拉塔等相继独立。随着美方的势力不断扩大，西班牙决定和他们进行谈判。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卖给美方，而美方承认德克萨斯到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土地归他们所有。

但是这份条约并没有让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1821年，起义军占领了墨西哥城，自此之后，墨西哥宣布独立，结束了西班牙三百年的殖民历史。而独立后的墨西哥继承了大部分的土地，当时他们的国土面积达到了492万平方公里。本来这正是到了他们发展的好时机，没想到却碰上了美国的西进运动。

西进运动是指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运动，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初，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政府开始向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后，领土增加一半，这更是极大地激起了美国疆域扩张的欲望。同时，美国居民也自行发起向西部地区开发、迁移的运动，这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美国民众向西开发的进程也变得越加激烈。其实，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向西的移民活动。北方的土地投资商、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及老百姓等，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而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便于控制殖民地人民，于是禁止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独立战争爆发后，这个规定也随之消亡。

当时美方国土面积为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和墨西哥差不多。但是和他们忙于内乱不同，美方一心想着的都是如何增长自己的实力。当时位于北部的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地虽然占据着墨西哥55%的领土，但是因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口只占据到他们全部人口的1.5%。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府对这些偏远的北方地区并不太关注，这就给了美方可乘之机。此时美国并没有直接采取武力的方式抢占这片领土，而是去鼓励国内的人向南方移民。当时因为这里经济不发达，所以地价非常便宜，所以大量的人便到这里寻求商机。而愚昧的墨方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放宽了政策，让大量的美国人定居于此。一直到了1832年，当地的移民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本地人的数量。这时他们才察觉到不对劲，开始下令禁止移民进入，并且通过提高移民的税收来压制他们。但是这早已经来不及了。随着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当地的移民开始呼吁大家进行公投，最后结果是1935年，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当然这并不是美方真正的目的，他们想要的是让德克萨斯成为他们的领土。所以在1845年，他们在国内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表示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让他们的惊声传扬到整个美洲大陆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没多久后，德克萨斯就宣布加入美方，自此之后成为他们的领土。为了重新划分美墨边界，他们开始在格兰德河沿岸修建堡垒。这下彻底惹怒了墨方。

1946年，墨军派兵出击，俘虏了对方的一支巡逻队。不久之后，美方宣战，美墨战争爆发。1846年5月18日，美军在统帅泰勒的指挥下南下马塔莫斯，进军墨西哥。1846年6月12日，在美军攻占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后，墨西哥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割地要求，美军退出墨西哥城，墨西哥政府割让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利亚——230万的墨西哥土地落入了美国之手，美国一跃成为了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地主。

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徙的过程中，来自东部的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附近发现了金矿，“淘金浪潮”也就此来临。

1853年，淘金浪潮进入了一个顶峰时期。整个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值从1848年的五百万美元迅速增长到了6500万美元，全美的黄金产量几乎已经占据了当时整个世界的45％。

随着越来越多“淘金者”的加入，加州的人口和经济都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然而，真正从这场“淘金浪潮”中获得财富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片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土地上，“一夜暴富”和“家破人亡”的故事一直在不断重复上演：幸运者挖出黄金，成为了新浪潮中时代的宠儿；不幸者终其一生也未见过那些传说中金光闪闪、夺目耀眼的“金疙瘩”。

除了靠黄金发家的幸运儿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也在这场运动中抓住了机遇。他们没有选择加入“淘金大军”中，而是选择贩卖掘金所需的机械或是投身餐饮业和售卖其他生活必需品——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加利福尼亚，整个加州的市场秩序都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卖出天价的不再是黄金，而变成了各类生存物资和开采机械。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让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段黑暗日子已完全被人们抛到脑后，大批涌到华尔街来淘金的新交易商对于那段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像每一个华尔街的繁荣时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有的人暴富，有的人则沦为赤贫。

到1857年中期，繁荣的经济在此时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一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份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塞满了船只，大部分的船只都没有活干，有活干的船只所收取的费用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纸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一因为没有市场需求6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它们存在纽约的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份，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的摇摇欲坠的、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1857年8月，华尔街上的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开始破产了。到9月份时，实力稍逊的银行开始走向破产。由于电报信息的传递，各种不利的消息迅速在伦敦、巴黎、纽约传递，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当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自己的货币时，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飚升。因此，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到10月中旬，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和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停止支付黄金。

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留下了1.2亿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

南北战争（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大封建地主当时集体受到英国方面的剥削与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反抗的人代表的是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利益。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并没有确立发展资本主义，说句实话，当时美国人都不知道打完仗之后该干什么（华盛顿的理想是独立之后继续当自己的农场主），就是要争取和英国本土人民一样的利益，独不独立都是次要的。

结果打完之后，英国人走了，当时他们就把军队全解散了，将军士兵的又回家种地了。至于说发展资本主义那完全是之后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和大农场主的封建力量不能兼容了，爆发了南北战争之后的事情了。

美国北方兴制造业，南方兴农业，尤其是南方的棉花园出产的原材料相当依赖欧洲市场，尤其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靠纺织业起家，对于棉花的需求量很高。但当时美国当时已经独立，外贸这块的税就是个头疼的问题了。一方面是北方的制造业才刚兴起，如果提高关税，那自然能让欧洲的工业品进口遇阻，以让本国制造业成长。但高关税是相对的，一旦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时别国对你也会征收高关税，这样一来南方的农业就很难混了。反之亦然，如果降低关税，棉花之类的农产品自然好卖，但北方制造业就会受到欧洲工业品的冲击，而且美国当时工业刚起步，放开贸易的话很容易让自家工业化胎死腹中。所以这才是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独立是18世纪末，为啥那么多年南北都相安无事，非得到了19世纪60年代才打起来？

一方面是美国原本主要产业就是南方的农业，历任总统也都是南方人，北方诸州虽然那会要求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制造业，但最终总统那关都通不过。而到60年代，随着西进运动的进行，美国北方的工厂（尤其是钢铁）得以蓬勃发展。1860年，一直都以推动工业化为主的林肯成为美国总统，这下提高关税就势在必行，外加林肯本身也主张废除奴隶制，这下南方诸州的饭碗就等于被砸了，那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反抗，并主张脱离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组建美利坚联盟国国。在1861年3月林肯就职典礼之后，南方联盟就炮击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率属于美利坚联邦的萨姆特要塞，南北战争也拉开了序幕。

简单的来说，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就是一场南北因为产业结构不同，又恰好只能在一个贸易体系下为了自身利益而打起来的故事。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个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人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球范围的决战”。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官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AbrahamLincoln)说，"“我该怎么办?” 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平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一美国税务总局(BureauofInternal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南北内战，北方军投入了约220万兵力，南方军投入了约106万兵力。战争结束后，统计双方伤亡超百万，其中死亡人数达65万，这个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续历次战争的总战死人数，由此可见，美国南北内战堪称惨烈。

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完成了事实上的统一，美国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北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战争中颁布的《宅地法》大大加快了美国对西部开发的进程。废除奴隶制度的《解放黑奴宣言》，则让种植园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也为美国资本主义大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解放黑奴宣言》只是还给了黑人一个自由身，但是并没有附带给予黑人相关的政治权益，因此为后续一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黑人平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至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

战时的黄金投机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用说，南北战争期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因此黄金的价格和他们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牟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据当时的人回忆说，黄金交易所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天折。

华尔街“魔鬼”：操纵黄金，拉总统“下水”，让一半投资者破产

过度扩张的铁路建设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南北战争时，有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买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几乎在一夜之间，华尔街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证券市场。

在狂热的交易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未来满足经纪人吃法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

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来。华尔街流传着一句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一“牛”( bulls)能挣钱，看空的人一“熊”(bears)也能挣钱，就是贪婪的人一一“猪”(pigs)不能挣钱。

事实上，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代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个期间也翻了一番。

伦敦证券市场，虽然此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但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的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此时伦敦证券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刺激，铁路建设出现了过度投机。1872年后，由于建设成本高涨，预期收益下降，美国的铁路线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机车及铁轨订货开始减少，铁路股票价格开始下跌。

1873年9月，美国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最殷实银行之一的杰依·库克金融公司因铁路投机破产，纽约股市狂泻，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纽约证交所第一次关门10天。 到1873年11月，全国约有55个铁路公司倒闭，另有60个铁路在危机一周年之际破产。新铁路线的建设从1872年的12070公里急剧下降到1875年的2575公里，美国生铁产量由260万吨降至190万吨，船舶下降 60%，机车下降70%。进口从1872年开始连续四年下降，降幅达36%，其中铁和纺织品的进口分别减少了82%和45%~55%(只有钢产量保持增长，并于1875年大幅增长)。1873年至1875年期间18,000家企业失败。失业率在1878年达到顶峰在8.25%。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迅速传给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

星期六上午11点钟，纽约股票交易所宣布无限期休市，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格兰特总统、财政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从华盛顿来到纽约，与纽约金融巨头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范德比尔特告诉他们这次崩溃的原因在于铁路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扩张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发行联邦债券，他对媒体说:“用公众的钱修建一条从一个无名小镇通向另一个无名小镇的铁路，这无异于公然犯罪。”

市场支柱的铁路股票在1873年到1878年之间平均损失了一半的市值。

就像前几次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欧洲投资者也决定不再投资于美国证券了。一位德国银行家说:“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市场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即使是天使签了字也不行。

1873年到1879年，欧洲人手中的美国证券资产价值总值下降了6亿美元单单铁路证券一项就减少了251亿美元。这虽然进一步加剧了华尔街市场证券价格的下跌，但实际上增加了美国人的财富当欧洲人出资修建美国铁路时，美国建成自己的交通大动脉而欧洲人持有这些铁路的证券，他们本来可以获得这些证券的利息和其他收益。但在这些利息和收益兑现之前，欧洲人就在华尔街上把这些证券卖掉了，而美国人以比原来低得多的价格把这些证券又买到了手。结果，美国既修成了铁路又拥有了这些证券。这种现象并不是19世纪所特有的。向上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当时很多欧洲人在新大陆投资建立合资公司，随后，这些公司又很快破产；向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过度自信的日本人以市场最高价购买了诸如洛克菲洛中心这样的美国标志性地产，随后又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失去了它们。

产业转型——工业强国的崛起

结束内战的美国，摧毁了阻碍其工业发展的屏障，其工业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19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工业中心由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70年代起，美国已经成为当时机器工业发展的世界中心之一，同一时间，南方经济也有所恢复，整个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自70年代起迅速增长。

在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和美国政治一样开始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科技技术的运用，使得工业生产产量大幅度增加（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在1880年，虽然农业依然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农业人口占据美国总人口的65%，即使到了1900年，农业人口依然占据着51.7%的比重。1890年，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开始超过农业，1900年，制造业所创造的价值超出农产品创造价值的一倍以上。

1872年，美国的GDP超过英国，“到1898年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一时期，美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其增长幅度甚至超出了人口增长幅度，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向世界工业大国转变，工业人口迅速增加。

在金融市场上，直到1878年的时候，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在当时全部54家上市公司中，有36家铁路公司、5家煤矿公司、4家电报公司、4家邮递公司、3家矿业公司、1家菜汽船公司和1家地产公司。但是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已经迅速成长为华尔街市场的主体。在1860年，美国所需的钢材儿乎还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此时，美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全欧洲钢产量的总和。仅卡耐基钢铁公司一家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整个国家的钢铁产量。

此前大多数美国人提起华尔街，都认为它和赌场没什么差别，现在华尔街开始赢得良好的声誉。摩根和其他投资银行家把此前华尔街明显缺失的诚信带到华尔街之后，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此时，那句“伦敦感冒，纽约就要打喷嚏的老话依然适用于华尔街。1889年11月，一场可怕的恐慌席卷了伦敦，声誉最好、实力最强的英国私人银行之一-巴林兄弟银行支撑不住了，原因是阿根廷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而巴林银行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从而使得人们对该银行失去信心。伦敦的投资者马上也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原先被巴林兄弟银行看好的证券以及一些铁路类证券，例如圣达铁路(SantaFeRailroad)这些证券的价格跌了一半以上。不过对于纽约市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伦敦市场稳定而向巴林兄弟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摆脱了困境。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缺少了它的华尔街将会怎样，这就是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统计指标了，当人们问:“今天市场行情怎样?”他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它是华尔街日报创始人之一查尔斯·道发明的。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很少有人认为它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行是推动现代会计职业产生，以及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AcceptedAccounting Principles)的主要力量。

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当纽约股票交易所想了解特拉华-拉克万纳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andWestern Railroad的财务信息时，它被告知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不做财务报告，铁路公司扔给了交易所这样几句话，“也不公布会计报表”。华尔街的另外一家报纸一《商务金融报》(CommercialandFinancialChronicle)早在187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1870年5月17日，《商务金融报》这样写道:“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为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如果公众也有机会了解到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关于公司价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么，“投机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看来，很难想像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会没有年度和季度财务报告。但就像所有人都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样19世纪后半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也在努力维护自已的利益强烈抵制这样一种报告制度。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经纪人享利·克鲁斯(HenryClews，他的回忆录《我在华尔街的五十年》(MyfnyYearsinWallStreet)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坚定地推行财务报告制度，很快又有许多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也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当纽约股票交易所最终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上市公司管理层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照办了。

但是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呢?公司内部的财务人员毕竟是为公司管理层工作，所以很难做到真正地独立。这时，独立会计师的人数迅速增加。1884年，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商业电话簿上只能找到81个会计师，仅过了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22。1882年会计师及簿记师协会(InstituteofAccountantsand Bookkeepers)在纽约成立，并且开始向那些通过了严格考试的人员发放资格证书。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PublicAccountants)成立它是现在美国会计行业管理机构的前身。1896年，纽约州通过立法奠定了这项职业的法律基础，并使用“注册会计师这样一个称号来表示这些人是符合法律标准的会计师。纽约州的法律和“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Accountant.CPA)这个名词马上也被其他州采用了。

19~20世纪之交，华尔街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海外，它代表着美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的经济实力；在美国，它是那些在南北战争后以异平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代名词。

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它保持着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如棉花小麦、玉米等，同时，它也是世界主要的矿产品出口国，其中包括两种新的矿产品一石油和铜。在这个时期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1865年，工业品出口只占到美国出口额的22.78%，但到1900年，这些产品已经占出口额的31.65%，而出口总量也大大增加，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在所有的出口增长中，铁产品和钢产品的增长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它们是19世纪后期最前沿的工业技术中的“锋刃”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钢铁制成品出口额每年只有大约600万美元，但是1900年美国出口了价值121914万美元的钢铁产品，包括火车头、发动机、铁轨、电力设备、电线、管道车床、锅炉和其他钢铁产品，甚至连缝纫机和打字机等也开始大批量出口。 欧洲这个素来大量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制造业基地开始警惕起来。19世纪90年代，一些警示性的书籍开始在欧洲出现，例如《美国人侵者》(TheAmericanInvaders)《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iheWorld)《美国对欧洲的商业人侵》(TheAmerican CommercialInvasionofEiurope)，等等。此时的英国，发现它的经济霸权地位不仅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也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后者在生产能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由于德国在军事上也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决定和它已经在北大西洋对岸成长为巨人的后裔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关系演变成为现代世界中所能见到的两个强国之间最紧密的关系。

对这一新型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由于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将世界的两大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参与外国债券的承销。虽然伦敦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但此时的华尔街已经开始与伦敦分庭抗礼。华尔街股市的涨落，不仅被华盛顿、费城和芝加哥的人们密切关注也同样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们所关心。与此同时纽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叶量远非其他港口所能相比，纽约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控制着美国贸易的资金命脉。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而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交易的证券为这个新兴工业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中央银行正式成立——**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

尽管此时美国钢铁工业在全世界已经是效率最高的了，但是施瓦布告诉那些已经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美国的钢铁工业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施瓦布建议，如果钢铁工业进行一次大的合并，组建一家资产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高效的大钢铁公司，那么由于拥有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巨大优势，这个公司将击败英国和德国的钢铁公司，称霸世界钢铁市场。

新成立的公司叫做合众国钢铁公司，资本额达到了14亿美元。与之相比当年的联邦预算支出只有5.25亿美元，整个美国所有的制造业总资本是90亿美元，为此，整个华尔街都为此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远不只限于华尔街，那年秋天，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死后继任总统，他坚信并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防止某些强大的经济力量变成政治上的霸权。1904年美国司法部宣布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AntitrustAct)起诉并要求拆分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SecuritiesCorporation)。

此后，罗斯福领导下的联邦政府不断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不过，此时的美国依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调控工具一中央银行。

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摧毁了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第二合众国银行，从那以后，美国成为几个主要经济强国中惟一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监控商业银行管理货币供应，同时在金融市场恐慌或银行危机时期担当最后贷款人(lenderof last resort)的角色。银行危机通常也被称为流动性危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流动性指一种资产与另外一种资产互换的难易程度。例如土地资产，因为每一块有其独特性，所以很难互换，它被认为是所有资产形式中流动性最低的。与之相反，货币的流动性最高。"货币”的准确定义就是一种在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易中都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商品。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忍慌，当它一旦蔓延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时，人们便开始将手中的资产转换为流动性更高的资产。他们会将股票和债券卖出以换成现金和黄金。当他们开始担心银行不够安全时，就会到银行提取他们的存款一-这些存款本来只是在银行存折上的一些数字符号，现在他们将现金取出自己藏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要随时应付存款人的提款，而其发放的贷款则只有到期时才能收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行永远都处在无法清偿的状态。一旦存款人开始怀疑某家银行的安全性并开始提取存款时，他们很快就会将该银行的现金提光，迫使其关门或者至少是暂时性地停业。这当然会使其他银行的存款人也紧张不安，恐慌就通过这种情绪的相互传染而扩散开来。恐慌，即使是金融恐谎，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本质上更应该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同时也提醒我们，“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研究市场中人的学问，而人有着与生俱来不可预测的奇怪天性。就像爱无法简单地用一堆数字来解释，经济学同样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就会减少很多灾难。)

中央银行以各商业银行稳健的贷款组合作为担保，向这些银行提供足够的现金以满足其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如有必要它还可以印刷钞票，一旦人们觉得存款有保障，可以随时提取，恐慌也就得到了控制。美国在19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周期性的恐慌，例如1857年、1873年和1893年的恐慌，正是由于缺乏一个中央银行，所以远比欧洲类似的恐慌强烈，破坏性也要大得多。

在金本位制度下，最终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黄金供应量，终会赶不上全球经济对资本需求的增长。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系列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战争，如南非的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由于这些卷人战争的政府需要进入世界金融市场为战争筹措资金，这给世界金融市场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利率(也就是资本的价格)逐步上升，一向谨慎的华尔街人已经公开表示他们的忧虑了。

美国缺乏一个能够印钞的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蒙大拿州的比尤特Butte)“铜矿王”(“copperkings”)之争），罗斯福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将这个问题交给当时惟一具有足够影响力和声望来协调整个华尔街的人一]·P·摩根。其他主要的银行家都已经要求摩根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纽约清算中心也不例外。约翰·D·洛克菲勒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财政部长乔治·B·科特柳在周末火速赶到纽约，他告诉摩根，财政部准备向纽约的那些银行注入600万美元，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继续注入资金。当这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所有人把目光投向摩根银行总部，并请求帮助的时候.J·P·摩根和他位于华尔街23号的摩根银行，事实上扮演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的角色。

为了挽救这场危机，摩根除了输送流动性外，甚至还凭借个人影响力放出话去，任何试图在此时做空股票而赚钱的人，会受到“适当的关注”。而空头们显然深谙其意，不需要摩根把这句含混不清的话解释得更清楚。

当人们发现银行能够满足他们任何和所有的提现要求时，他们就不再想真正去提现了。1907年的恐慌也随即结束。摩根在平抑恐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赞誉之辞接踵而来。

这次恐慌还带来了一个完全正面的结果: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华尔街的实力派这一残酷事实，使得那些中央银行最坚定的反对者也认识到，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再也离不开中央银行了。这个国家从托马斯·杰斐逊那里继承的最不幸的遗产，在给这个国家百年来不时带来一次次深重灾难之后终于被彻底抛弃了。 尽管如此，六年以后才最终建立起来了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Reserve)的中央银行架构。1913年12月23日，国会立法批准设立联邦储备体系，这年，成为了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

华尔街当然希望中央银行的总部设在纽约，毕竟钱都在这里。然而，出于政治原因，纽约从来就不在备选之列，因为纽约是“货币托拉斯的心脏，是大资本的代表。最终，美国建立了12家储备银行，其中一家设在纽约，其余的分布在全美主要的城市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席。通过投票方式采取一致行动。

美联储的成立，以及联邦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成为接下来半个世纪美国政府扩大其经济角色的前奏。作为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和货币政策的执行者,美联储居于金融体系的中心位置，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逻辑因美联储的出现而改变，今日，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包括美股在内的世界金融市场的神经,美联储官员的每一次讲话、每一次会议纪要都会有无数的交易员与投资者在第一时间跟踪。每一次美联储执政风向的改变，毫无例外都会在金融市场中掀起巨浪。

当时，美联储能采取的行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尤其在银行的贷款组合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用作抵押的判断上。美联储能以各银行的短期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为抵押，向银行提供现金，但不能以未开发的土地或者已开发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提供贷款。《联邦储备法案》( FederalReserve Act)中的这两条规定将在此后的20年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同年（1913年3月31日），J·P·摩根逝世。摩根出生于富庶之家，长大以后更是随随便便就能玩得起私人游艇一一一项可能是由摩根设立的衡量富人的标准，但是他对敛财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摩根而言，让美国经济合理化更为重要，而且他在致力于经济合理化的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纯金钱所能带来的影响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摩根银行仍将是美国最大的银行，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一个普通美国公民能有像靡根所拥有的那样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一战带来的”幸运“——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907年，德国对俄国宣战。到8月3日，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天，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会后说道:“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确再也没有被点亮过一一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战争同样给华尔街带来负面影响，在此期间，纽交所临时禁止了证券做空行为。

出于安全考虑黄金又开始流入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地下26米的金库里，它位于华尔街向北3个街区的自由大街上。与此同时，美国证券对于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9月初，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影响。当时的全美制造业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 Manufacturers)主席看到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商机。他大胆地预测，战争结束时，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纽约将成为全球金融之都。

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摩根银行帮助美国的工业企业迅速扩张，以满足战争之需。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军工产业已经比英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要庞大。

四年后，美国从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欠款高达100亿美元，纽约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太阳。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就像几年前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讲他为什么要抢银行时所说的:“因为那儿有钱”

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这条规律既适用于津贴丰厚的公司管理层，也适用于被领袖人物所控制的工会，既适用于美国国会，也适用于好莱坞。但在昭示这一规律的各种社团中，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无疑是最佳范例之一。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已经开始逐步摸索出了一整套保证市场有序而稳定发展的制度和程序。随着交易所在华尔街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这些规则付诸实施，投资者们就不必再担心会受到欺骗，而能放心地寻找投资机会了。但是从制度上讲，它和1817年刚刚正式成立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个私人俱乐部(private club)，交易所的宗旨仍然是为了它的会员们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席位拥有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突然结束，这突然降临的和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战争订单的结束以及欧洲农业生产和民用制造业开始增长。为了保证美元的购买力，这时新成立的美联储第一次发挥了作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在 1920 年将贴现率水平从 4%提高到6%。美联储的加息操作有效的抑制了消费和投资，从1920年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1920年前后，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

工业繁荣之大消费的爆发

1921年3月4日，一个重视商业的哈丁政府时代开始了，安德鲁·梅隆，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被提名为美国的财政部长，为此他辞去了至少51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因此，梅隆一一这位将在整个20年代一直担任财政部长的人，具有空前的影响力，以至于共和党的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Norris)开玩笑说:“三位总统曾在梅隆手下工作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向欧洲出口军需品赚取外汇，美国由世界上最大债务国摇身一变为债权国，并且成功维持了金本位制度。英国则因为黄金流出过多，暂停了金本位，致使世界金融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但由于黄金的过快流入，以及战争期间政府物价管控的不力，一战结束时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较为严重，成为战后美联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战争期间，受政府赤字和军需品出口“双引擎”推动，美国经济增长迅猛。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切换，1920-1921年之间的短暂衰退期很快就被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所替代，消费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并催生出了20年代的经济繁荣。

在需求侧，一战及战后美国民众积累的财富逐渐转化为旺盛的消费能力；在供给侧，流水线革命推动了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增长。1914至1921年一战及欧洲战后重建期间，美国通过商品顺差共获得了大约200亿美元的财富，世界黄金从英国流向美国，最终化为美国民众的储蓄。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和抑制通货膨胀，发行了大约215亿美元国债，部分抑制了战时民众的消费需求。战后随着储蓄的消耗和美国政府不断偿还债务，民众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另外，20年代初物价的调整与恶性通货膨胀的消退，提升了居民储蓄的购买力，也为整个20年代民众消费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政策方面，梅隆推行减税政策，并努力用政府的盈余偿还赤字，使政府的赤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高点下降了1/3多。同时政府的支出也大大降低，从1921年的50亿美元下降到了1928年的30亿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个人所得税的降低，政府收人下降了，但是居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幅度上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21年只有594亿美元到1928年上升到了872亿美元，增加了47%，居民收人从522美元增加到716美元，增长超过了1/3，而同期通货膨胀几乎为零。

美国经济的这轮繁荣是由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的。在20世纪的早期，正如在19世纪中叶铁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样，汽车工业成了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同样，像铁路工业一样，汽车工业也对华尔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14年，美国的道路上总共只有126万辆汽车，可是到了1929年，仅在当年美国就生产了560万辆汽车。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维修业、玻璃制造业、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

1913年，福特公司开始将流水线应用于汽车装配。这一生产流程的改进获得巨大成功，福特汽车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著名的福特T型车的生产工时从流水线应用前的12.5个小时缩小到1.5个小时，生产价格降低了2/3。到了1923年巅峰时期，仅福特一家可以生产183万辆汽车，而排名第二的汽车厂商雪佛兰仅能生产33万辆。流水线的巨大成功，使得其他汽车厂商纷纷效仿，最终提高了整个美国耐用品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

一些奢侈品如冰箱、洗衣机等，也在20世纪20年代进人千家万户，电的消费量在这10年翻了一番。

在20世纪的前30年，汽车的普及对汽车工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对农民们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在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是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在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人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

美国一直都比别的国家有更多的银行，这是美国政府联邦制的本质所致，也受到托马斯·杰斐逊的影响。到1921年银行的数目达到了顶峰，当时全美有29788家银行，它们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小镇中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个营业点的小银行完全依赖为当地农民提供小额农业贷款而生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粮食过剩问题传导到银行系统，越来越多的这种银行开始倒闭到了20年代末期，每年全美平均有500家银行倒闭。

华尔街再次伴随经济的繁荣起飞了。从1922年到1929年(1923年是个例外)道琼斯指数每一个季度都比前一年同期高。在此前的经济繁荣期，例如1896年到1907年，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上的股价都大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华尔街和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在这个时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到50%，而道琼斯指数却上涨了3倍。

当然，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华尔街股价上涨之间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之处。这10年中，电力的广泛运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大踏步地提升了40%;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并购浪潮使得美国工业更好地实现了规模效应。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和信用卡的广泛应用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到20年代中期，许多普通人开始利用信用卡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而在20年代之前信用是富人的专利，尽管那时也有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商家，如纽约最大百货商店梅西公司(Macys)的老板施特劳斯家族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先付订金，暂不取货，待余款付清再交货“的服条，信用卡的普及大大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和购买量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一战“自由债券”的发行中第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味道。

在一个股价不断飙升的股市中，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随处可见。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余额由经纪人垫支，这种投资方式也是快速致富的捷径。例如，每股100美元的股票，如果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10美元。当你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卖出，获得的利润是20美元，利润率是200%，但是如果你支付全额购买的话，利润率只有20%。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很多上市公司本身也是高度杠杆化的·，只要公司的利润不断增加，超过当前债务的利息，每股收益就会以飞快的速度增加，这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对这只股票的热情。但是如果经济开始下滑，很多这样高度杠杆化的公司就会很快破产。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做法助推了股市的繁荣，但当时市场也还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随后，很多无知的投资者一时头脑发热，也冲进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当林德伯格中成功飞越大西洋后，华尔街上航空类股票立刻暴涨，而在当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运送过一名乘客。（超前乐观引发灾难） 所有的经济繁荣，不管它曾如何辉煌，都会逐渐衰退并结束。到1928年，美国经济体内潜伏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在这个时点，华尔街开始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尽管股市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但不管怎样，它也必须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映射-1929年的股市灾难终于开场了。

长久以来，不同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相互影响和传染的，无论是一般的商业银行体系，还是中央银行体系，都是如此，此时战争造成的巨大震荡还在影响着欧洲，本杰明•斯特朗（时任美联储主席）深谙现代金融的全球性本质，急迫地想要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美国的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使得欧洲的资金不会大规模地横跨大西洋涌入美国，在此之前，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黄金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流人美国。但是，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刺激了华尔街上的投机活动，这使股票信用借贷成为了比任何买卖都赚钱的生意。投资者满怀着在华尔街上大发横财的愿望，用保证金买入股票。对借款成本几平不加考虑，这使得股票信用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上升到1929年夏末，这一利率已高达20%。不仅各家银行积极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伯利恒钢铁公司也在这个市场投资了1.5亿美元，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的投资也有6000万美元。

大萧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走向衰落

为了抑制这种几乎要失控的投机活动，在1928年，斯特朗3次提高贴现率，使之高达5%一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高的利率水平，同时他开始缩减货币供应。斯特朗写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制订出适宜的政策，以防止股票市场灾难性的崩溃····-·与此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成就欧洲的复兴”。

美联储的新政策很快就对实体经济一一华尔街以外的经济体，产生了影响，在1929年初，经济开始缓慢而显著地减速，这本来应该使华尔街冷静下来，但事实上却没有。华尔街此时已经完全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这个时候，本来需要美联储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刺破那个将要带来斯特朗所担心的大灾难的股市泡沫，但是，斯特朗却不在了。在1928年的10月，在为了治疗其肺结核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手术中，斯特朗去世了。

现在，失去舵手的美联储无能为力，它只是将贴现率保持在斯特朗留下的5%的水平上。更糟糕的是，它允许银行用美联储提供的资金注入到本已狂热的投机行为中去:美联储成员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经纪人随后一转身又以20%的利率贷给投机者。这样，数以亿计的资金沿着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尔街，而美联储所做的只是试图用“道义劝告”去阻止这股洪流。

9月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38117点，这个高度是此后25年之内再也没有见到过的。

因为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发生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之后，所以，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是股市的大崩盘引发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同样的两个因素引起的：一个是多年形成的经济形势，另一个是联邦政府为应对这种经济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1930年的下半年，一场刚开始看似很普通的经济紧缩已经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完全可以说是华盛顿的领袖们。

首当其冲是胡佛总统本人。首先，因为胡佛曾在竟选中许诺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关税来救助美国农业。胡佛总统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这个法案，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们是对的。作为报复措施其他国家立刻提高对美国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于是，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了。1929年美国出口商品总额为5241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6.1亿美元。

另一个为这场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基本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美国经济和纽约股市摇摇欲坠的过程中毫无作为。早在1928年，斯特朗就曾经说过:“美联储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美国经济提供保护以抵御货币利率之类的因素所导致的任何灾难。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将有能力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来缓解危机。”但是这时美联储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维持着斯特朗的反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政策，将利率定在远远高于当时新的经济条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所以，当美国经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中几乎被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退烧药。在这几年里，货币供应量下降了1/3，9800家银行倒闭，带走了千百万人的存款和他们的希望。不仅如此，美联储在很多救援其成员银行的行动中也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因为按照最初有关美联储的法律规定，对美联储成员银行向美联储借款时需要提供的抵押有严格的限制条款，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很多本来还算健康的银行也随同那些问题银行一起走向了破产。

大萧条的最后一个罪魁祸首是胡佛政府。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人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还在试图平衡政府预算(当然，按照传统的经济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1932年，当美国经济正以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直线下跌的时候，胡佛竟然推动议会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这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给当时的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失业率超过25%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的50%。经济最可靠的先行指标一股市则一跌再跌，过去20年一直门庭若市的华尔街和宽街的交界处，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像一座空城。

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点，与1929年的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89.19%，仅比该指数刚刚诞生时的点位高了约14点一在1896年5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问世时，第一天收于4094点。1929年的股票年交易量曾高达11亿股，而4年后不足5亿股，1929年一个交易所席位的价格曾超过50万美元，而此时的席位只值7万美元。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罗斯福新政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在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活动。于是，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主流经济学，主导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

随着胡佛的卸任和罗斯福的上任，美国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的官方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BankingAcrof1933)，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事实上，成为FDIC成员的银行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时至今日，美国几平所有的银行都是FDIC成员银行。这项法案同时也要求银行必须选择或者从事储蓄业务(也就是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或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也就是承销各类证券)，而不能兼而有之。因此，很多家大型银行，包括摩根银行，不得不被一分为二摩根银行被拆分出一家投资银行一座根斯坦利，而其从事储蓄业务的另一部分仍然称作J·P·摩根银行。此时的摩根银行已经在走下坡路，这一拆分使得它在世界银行业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随后，关于监管纽约交易所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的委员会主动投票通过法令，禁止联手坐庄，同时也禁止专门经纪人将内幕信息透漏给他们的朋友，并禁止专门经纪人购买他们所做市的股票的期权。

更多的关于纽交所的改革的成功为在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莫定了基础一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像不到的繁荣。

罗斯福新政的内容是：整顿银行与金融系；复兴工业或称对工业的调整；调整农业政策；推行最重要的一条措施：“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缓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等。

房地产刺激政策

1938年，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还未散尽，罗斯福牵头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它后来的名字，叫做房利美。当年美国民众想要买房，需要准备50%的首付，然后去各地的地方银行、存款机构组成的储贷协会申请贷款，贷款利率在8%上下并且年限只有5-10年。我们都知道，银行是通过放款和存款之间的利息差来赚钱的，储贷协会也一样，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靠存款吸纳资金的速度很慢，只能等收回来的房贷本息足够下一笔贷款后才能放贷，想买房的民众只能排队等额度。房利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储贷协会发放一笔贷款，就立刻卖给房利美，储贷协会得到等额资金立刻放下一笔贷款，民众买房的速度大大提升。储贷协会从靠房贷利息赚钱转为收取办理房贷的手续费，房贷的利息收益归房利美。房利美当年是国有化企业，买回来的贷款都会体现在联邦资产负债表上，可以认为是联邦政府不断刷自己的信用，站在储贷协会背后为民众提供购房资金。随着新政的推进，5-10年期的房贷逐渐退出，30年期的固定利率房贷登上历史舞台，减小了民众每月的还款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实现了住房梦。

工业繁荣继续之二战后的繁荣

繁荣的种子

大萧条实际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的。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是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些年里，民用经济几乎是在不间断地增长，不仅如此，美国还生产了6500艘海军军舰，29.64万架飞机，86330辆坦克，64546艘登陆艇，350万辆军用吉普、卡车和运兵车，5300万吨级的运货船，1200万支步枪、卡宾枪、机枪和4 700万吨炮弹。

然而，这种经济上无与伦比的繁荣，并没有在华尔街上得到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经济除了民用生产以外，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经济几乎完全变成了集中的计划经济。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要决定:要打赢战争需要生产些什么?需要哪些原料和工业生产能力? 资源如何分配?哪些生产优先?到了1945年，战时生产委员会成为了美国战时最大的非军事办公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有2.5万名雇员，每天消耗的纸张相当于一个大城市发行报纸所用纸张的数量。没有它的批准，无人有权制造哪怕是一个曲别针。

这样的经济模式的结果是:在战争进行的几年里，在大量军事订货的刺激下，促进了工业的畸形发展。几乎看不到任何新的房子、家电、汽车、卡车、轮胎、收音机或电话等等，正是这种被严重压抑了的民用需求，和人们在储蓄账户和战争债券上积累的大量资金一起，催生了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而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面临的衰退。

二战后美国管理下的全球秩序已经重新确立，美国商品走向世界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美国世纪的最开始，美国股市却并未展现出于国家命运相协调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1946年至1950年，美国股市经历了整整5年的调整，从战争末期的乐观预期之中，股市指数甚至回调了约20％左右。

从最宏观的GDP数据上来看，1946年、1947年美国实际GDP连续两年萎缩，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10 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美国经过了战后短暂的繁荣后的突然爆发。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形成的高速生产惯性，和战后重建时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暂时萎缩两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这次危机从消费品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波及原料生产和机器设备部门。危机期间口美国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了 10.10%，固定资本投资下降 16%失业率达到 7.9%道·琼斯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3.3%。并且在工业危机的同时口还出现了农业危机。

但仅仅凭此断言美国经济陷入了战后衰退，并造成了股指下跌就为时过早。实际上战后最初几年是美国上市企业盈利快速释放的时期，主要上市公司盈利普遍增长200％以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上市企业盈利如此集中且快速的增长？又因为什么，企业的盈利和股票价格走势相脱节？战后美国企业盈利飞速增长，与美国从战时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换密切相关，企业生产端和民众消费端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变。如同前文所提到的，二战中美国商品价格和企业盈利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控，虽然战争中企业增产颇多，但盈利丝毫没有增长。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很快的结束了战时计划经济，重新拥抱自由市场，让产品价格和企业盈利恢复了弹性，成为这一时期企业盈利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市场经济得以恢复，企业盈利若要真正出现改善，仍需要需求端的好转。战后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迅速释放，替代政府需求成为了需求端改善的源动力。回溯至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对重要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和管控，民众消费因此被极大的压制了。“凭票购买”是战争期间美国民众消费的常态。1944年美国民众的储蓄额高达38.7亿美元，为同年美国GDP的17.3％。随后物资配给制度结束了，在庞大存款的支持下，美国民众压抑多年的消费热情迸发出来，所有的商品均被抢购一空。短短两年半的时间，美国人就挥霍掉了30亿美元存款。民众消费需求的巨大改善，成为企业盈利增长的重要支柱。除了一般消费，美国政府向退役军人和转型工厂投放大量优惠贷款，也促进了投资，成为需求改善的推动力之一。战后两年内，美国有上千万军人复员回乡，占到了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以上。为了促进工厂吸收复员军人的就业，完善个人安置，联邦政府联合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等多部门和银行系统，向军用转民用工厂和退伍军人提供廉价贷款。1948年美国政府机构向商业领域投放的直接贷款就高达30亿美元，是1945年的3倍以上。政府贷款有力的促进了私人投资，助推企业盈利得到改善。

马歇尔计划

除了国内的消费、投资因素之外，欧亚国家在战争废墟中重建，也需要大量的美国物资支持。

为了缓和战后短暂的危机，杜鲁门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其实质是美国对欧洲进行援助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天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首先提出，欧洲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因此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1947 年 7月至9月0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丹、挪、瑞典、葡、希、土、爱尔兰、冰岛 16 国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48 年 4 月德国西部占领区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宣布接受， 1948 年 4 月 3 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 马歇尔计划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功缓解了美国这次持续 15 个月的经济危机。

大繁荣的到来

此后的17年间（1948-1964），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路上涨，并且超过了1929年的高点。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股市迎来了久违的超级大牛市，整个50年代股市指数上涨超过250％，表现仅次于“咆哮的20年代”。其实二战结束时美股企业盈利已经开始增长，当50年代一些抑制股票估值的因素消散后，股价终于开始上行，以同企业利润的增速相匹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得以缓和，使股票重新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在40年代末，美国股市中市盈率低于7倍的优质股票比比皆是，但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过快，这些股票仍不具有投资价值。50年代初期，美国企业从军用向民用的转换基本完成，商品供应大幅增加，使得物价得到了较好的控制。1949年下半年开始，CPI甚至出现小幅负增长。与此同时，买入股票指数的年回报仍高达15％以上。相比较而言购入股票就成为了一笔划算的投资，牛市水到渠成地出现了。这一时期美国股市还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当经济越差时，股票的上涨速度越快。整个50年代，宏观经济最差的两个年份是1954年与1958年，当年美国实际GDP分别增长了-0.6％、-0.7％。然而在股票市场中，这两年股指分别上涨了41％、32％，是整个50年代表现最好的两年。这种宏观经济和股票涨势的背离，其背后可能与当时美股散户居多、散户在投资与消费决策上的非理性有关。简单来说，当经济向好时，美国民众并不担心未来的收入情况，更倾向于消费，尽管此时股票的盈利回报更高，也不能吸引投资者入市。而当经济变差时，民众开始担心起未来的收入保障，因此更加倾向于储蓄和投资，上市企业盈利停滞甚至小幅下降，仍不能阻挡投资者将资金放入股市。考虑到当时美国股市散户持股比例超过90％，这种非理性情绪可能主导了股票价格的涨跌。从更微观的行业角度上来看，50年代牛市中，汽车、家电等下游耐用消费品制造业股价表现最为突出，带动整体工业股股价上涨超过300％，表现远好于大盘。拉动此类公司股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是当时出现的房地产热潮。战后随着上千万军人复员并成家立业，美国迎来了结婚及婴儿出生高峰。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家庭收入提升，也让美国的父母们“愿意生”、“有能力生”，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抚育的子女人数达到3.5个左右，生育意愿较二战前有了明显提高。家庭规模的扩大，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普通家庭对面积更大、更舒适的新房需求更旺盛了。然而从南北战争后开始计算起，美国已经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主要城市核心区域早已拥挤不堪，无法满足一般家庭日益上升的住房需求。在民众的呼吁下，50年代美国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大力修建城市周边道路和基础设施，开发郊区、推动住宅郊区化。

遗憾的是，美股投资者无法通过投资地产公司，直接瓜分到本轮郊区地产开发的红利。由于美国房地产行业集中度非常低，开发商规模小且分散，导致能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寥寥无几——1950年美股中仅有1家房地产公司。不过在这场住宅郊区化的浪潮中，美国家庭不但搬进了郊区的新家，还购买最新式的家用电器和家具，使得一众家电、家具生产商间接享受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利好。

住宅郊区化间接利好的另一个行业是汽车制造。因为郊区的公共交通网络稀疏，往来市中心的通勤时间变长，汽车不得不成为美国郊区家庭的必备品。在汽车需求最好的年份，仅福特和雪佛兰这两家品牌就能卖出300万辆汽车，是40年代末汽车销售量的3倍。受汽车销售向好的刺激，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倍耐力轮胎（Goodyear Tire）的公司股价分别上涨了近15倍、20倍。

美元霸权——世界货币催生的金融帝国

谁掌握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基辛格

金本位制历史

1816~1821年间英国就已经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但直到1870年只有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亚采纳了金本位制。186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金融会议是金本位制在国际范围内实施的转折点,来自欧洲、美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最终决定实施金本位制。如果把1867年的巴黎会议作为国际金本位制的起点,到1897年在世界主要大国(俄国与日本正式实施金本位制)内完成,这一过程持续了30年的时间。

货币一旦跨出国境，就必须脱掉民族的外衣，还原为黄金这种商品货币形式。**“**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实践中，极为深刻地认识到了黄金具有其他物品所不具有的特质：化学性能稳定，单位价值较高，数量较少较稀缺，质地均匀，能够有效分割等。在避险和保值方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曾撰文表示，各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通货膨胀反复证明了必须对货币发行有所约束，而金本位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也因此成为国际货币制度最初的形式。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末出现的国际金本位是众望所归。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国家军费开支猛增，财政赤字巨大，加之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黄金储备大幅减少，无力维持通货兑换黄金。

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终止黄金兑换，允许英镑贬值。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完全将货币与黄金脱钩，纷纷实行不以黄金及任何贵重金属为锚的信用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彻底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霸权伊始

国际货币体系分裂，各国货币贬值，动荡不定。美英两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构思和设计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即以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为代表的“怀特计划”和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计划”。

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

在二战后的主要工业国中，只有美国还保持着完整的工业能力，面对美国的战争功绩和经济优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仰人鼻息、屈服于美国提出的利于自己的世界重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两条莫过于对世界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的重构。其中货币体系的改革是1944年7月出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霸权得以确立。贸易体系的改革则是1947年10月欧美各国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关贸总协定”），旨在消除各国间的非关税壁垒，并降低总体关税水平。在1947年的首轮协商中，共有45000种商品关税得以削减，涉及上百亿美元国际贸易活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联手，实现了各国商品的公平竞争，美国商品从此可以毫无阻碍的进入世界各地，直接击碎了英、法等殖民大国在其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对于这些老牌殖民大国来说，殖民利润荡然无存，却依然要付出殖民地的治安、维护成本，意味着它们必然要抛弃旧世界的殖民体系。而在市场化竞争下，美国制造业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规模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呼风唤雨，利润滚滚而来，奠定了今后30年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

由于二战期间，美国参战时间较晚，且大发战争财，战后的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加之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创新力，美国当之无愧的坐上国家的盟主地位。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借此力主强化美元地位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溃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区别于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规定35美金兑换1盎司黄金），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世界中心货币的位置，让美国坐上了世界资本主义集团的头把交椅。同时也对稳定世界经济，保障战后重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在为全球贸易提供交易与储备手段的同时,美国也从中获得了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

首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处在世界银行家的地位上,因此其对外投资是一种自然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利用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其他国家被战争削弱的机会，大举向西欧、日本和世界各地输出商品，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巨额顺差，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入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状态。为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巨大需求，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美元输出的一个主要渠道。这种刚需带来的收益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美元被人为高估使美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它可以入不敷出,保持经常账户的赤字,而不用担心美元的贬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与商品市场不受控制的中心地区。欧洲与日本的资本由于受战争的破坏,构成了新兴的外围地区。处于外围的日本与欧洲国家为了保持在美国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需要不断地买入美元,以避免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它们选择低估本币,控制资本流动和贸易,积累外汇储备,运用中心地区(美国)作为金融中介融资。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日元和主要欧洲货币被严重低估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压低本国的工资水平,进而也是限制消费,以扩大投资(表现为出口的增加)。实际上,汇率低估和压低工资就像硬币的正反面。

附：硬通货，最初指代黄金、白银及其铸币，后来泛指可类比贵金属的强币。其特点包括：价值坚挺（抗通胀）、可全球流通（充当国际货币）。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

二战后的繁荣，除了住宅郊区化带来的商品需求以外，大型企业迈向自动化、电子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也是促进企业盈利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电子信息产业与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双赢

计算机诞生于1946年，到1971年，计算机体积依然如冰箱般庞大，但是半导体的发展正当其时。

硅谷（Silicon Valley）——目前已是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而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记者Don Hoefler在1971年创造的，并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纸之上。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带来新一轮的创业热潮。但是，当时美国只有两大全国性股票交易所——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大部分的硅谷创业公司够不着上市门槛，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被堵住，仅在一些分散的场外市场（OTC）可以进行股票交易，但是流动性非常差。

1971年，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推出了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纳斯达克交易所开始运行。NASD由场外交易商于1938年组织成立，到70年代纳斯达克创立时，其会员数量已经接近5000个，其中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擘，前高盛总裁格斯·利维便是纳斯达克的发起者之一。

其实早在1968年，美国证券从业者就希望能够推出新的交易市场。这一年，NASD为解决OTC市场的分割问题，决定创建纳斯达克，并把该项任务交给一家叫邦克·拉莫（Bunker Ramo）的私人公司来完成——一家专门从事军用电子设备和数字计算机的制造商。

1971年2月8日，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即纳斯达克（NASDAQ）开始正式运作，该系统提供同步报价，提供授权的股票做市商，使得身处任何地方的参与者都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电话进行交易，为场外的经纪商和交易商提供了一种方便交易的方式。

纳斯达克采用了刚刚兴起的计算机技术，把500多个做市商的交易终端和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数据中心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数据交换网络，并从OTC市场中挑选出2500多家规模、业绩和成长性都名列前茅的股票，规定做市商把这些精选出的股票报价列示于该系统，供投资者参考。同时还制定了纳斯达克指数，基准点为100。

不过，刚成立的纳斯达克还算不上一家真正的交易所，它没有纽交所那样的交易大厅，所有交易都通过自动报价系统完成，甚至没有任何的挂牌标准。但是纳斯达克仍然意义重大，它规范了美国混乱的场外市场，更重要的是，为新兴的创业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

在成立之初，纳斯达克定位于专门为那些尚不具备条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小企业股票提供场外交易服务的市场，只要有人想，就可以在纳斯达克上交易，比如脱胎于仙童公司的Intel和AMD先后登陆纳斯达克（1971年10月和1972年9月）。不过当时的Intel还名不见经传，挂牌后长达半年时间都没什么交易量。

后来随着挂牌证券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大大增加，场外交易日趋活跃，纳斯达克也逐步将服务对象定位于中小型高科技成长型企业，并针对其特点在企业规模、盈利记录等方面降低上市标准。

1975年，纳斯达克提出了挂牌标准，在企业公共股东、盈利能力和市值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只要达到标准就可以申请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其目的就是避免过多不具备融资资质的企业上市给投资者带来风险。同时纳斯达克规定只有在纳斯达克挂牌的股票才能在该系统报价。

1980年，纳斯达克迎来一位重要成员——民用计算机的先驱者苹果公司，苹果公司于当年12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发行460万股股票，收盘时股价29美元，成就了包括乔布斯在内的4位亿万富翁。从此以后，无数的财富神话在纳斯达克创造。

至此，纳斯达克彻底割断了与其他OTC股票的联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上市场所。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事实上只剩下两个证券交易市场:一个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挂牌证券，它们市值较大并被广泛持有:另一个是纳斯达克市场，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较小的、未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例如英特尔和微软这两家大公司都是在纳斯达克交易，而不是“主板”(指纽约股票交易所一-译者注)。今天，纳斯达克市场的交易量经常超过“主板”，但是，大部分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值仍然高于纳斯达克股票的市值。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华尔街已经为迎接未来做好了准备的话，美国经济却还没有。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略有减缓之后，在卡特政府时期又达到了自南北战争(当时联邦政府大量印钞以支付战争支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率也越来越高，完全抑制了各种投资。在这样的困境中，道琼斯指数始终徘徊在它10年以前的水平。

尽管经济没有全面的恢复，然而从纳斯达克提出挂牌标准之后，到1980年指数已经涨到了200点，同期远超纽交所的涨幅。

滞涨（70年代能源危机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能源危机

导致大滞涨的另一股重要的推动力，则来自反复的能源危机。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石油成本大幅上升，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首次危机来自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原油禁运，尽管持续时间不算长，油价在这一期间翻了四倍。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在1979年带来第二波石油危机，原油成本又翻了三倍。

原油成本上升，对经济带来直接的冲击，体现在物价和失业都出现了上升的情况。在早期，经济学家和政客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胀较为熟悉，联储货币政策主要也是从需求端入手进行相应的调控。面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政策多少有些手足无措，且认为能做的事情并不多。相反，失业问题更能引起关注，政策的重心仍偏向刺激经济解决就业。

19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财政方面。越南战争后，财政赤字压力本就有所增大，随后又开启了大规模和广泛的一些社会支出。为了保证政府债券融资环境的平稳，联储的货币政策需要利率环境维持低位，这对于联储调控宏观经济构成了相当大的约束。

在19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频繁陷入衰退的窘境，例如1970年和1974年，且失业率不断上升，因此通胀对经济的底层破坏力并不低，1980年代两次严重的衰退，也可以被归类为高通胀的恶果之一。

1980年，美国失业率达到7.5%，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达到11%。到了1982年，美国失业率更是达到11%，是二战后的顶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升至15%左右。高利率环境对制造业、建筑等行业造成致命打击。制造业、建筑业和汽车行业，商品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失业。美国正式进入衰退。

两次石油危机带来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造成众多石油进口国家经常账户出现较大赤字，这其中也包括众多拉美国家。美国银行开始大量向拉美国家提供美元债务融资。在1970年代经济尚可和较低利率环境下，这些庞大债务的累积，并未造成大的影响。但1980年代，随着美联储政策转向，利率飙升，叠加经济衰退，拉美国家债务无法再滚动下去，危机开始出现。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债务，众多国家跟进，最终16个拉美国家进行了债务的重组。

三轮滞涨始末

在 60 年代末、70年代美国制造业供给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系列内、外部冲击，拉大了供需缺口，最终造成了 3 轮滞胀高峰。其中： 1970年美国第一轮通胀，来源于 60年代末林登约翰政府的赤字政策。当年美国实际 GDP 负增长，CPI一度达到 6%以上。 1963年，美国第35 任总统约·肯尼迪遭到刺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递补为代总统。在约翰逊的领导下，美国大举介入越南战争，在越美军人数从1962年的1万人增加至1966年的40万人。同时在国内，为了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约翰孙发起了旨在结束贫困的“伟大社会”计划，低收入群体与少数族裔获得了公费医疗、教育补贴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福利社会理念，在约翰孙任内达到最高峰。

然而在约翰逊执政末期，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与“伟大社会”计划上的开支日益膨胀，导致了美国财政平衡的失控。1968 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达到了251亿美元，较1年前上涨了2倍。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尚处繁荣，政府赤字的突然扩张，拉大了供需缺口，最终加速了通货膨胀。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高企的通胀削弱了美元的购买力，加剧了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不信任，美国黄金流出加快。为了维护美元价值和金本位体系，1969年，约翰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进行了痛苦的财政、货币紧缩措施，1970 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第一轮滞胀达到高峰。

为了扩大财政、货币宽松托底经济的空间，并以货币贬值促进出口，解除金本位制度施加的桎梏，1971 年尼克松单方面宣布放弃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1974 年美国第二轮通胀，来源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的国际石油供给短缺。当年美国实际GDP 负增长 2%，CPI同比一度超过 12%。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报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联手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措施。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贬值已经在推动石油价格进入上升通道，本次禁运和随之而来的石油短缺，更是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突然跳升。 尽管1974年3月中东战争结束，欧佩克终止了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在石油危机期间，欧佩克集团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取了石油定价权，改变了石油价格被西方长期压低的状况。禁运结束之后，欧佩克依然采取减产手段维持高油价，最终延长并加深了美国的滞胀持续时间与幅度。

1980年美国迎来第三轮通胀高峰，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国内外石油供给的短缺，是推升第三轮通胀的主因。当年美国实际 GDP负增长，CPI飙升至14%以上。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为了管控石油价格，美国尼克松政府出台了国产石油限价措施(1981 年该措施被里根政府撤除)。国产石油限价，导致美国本土石油企业增产动力不足，70年代高油价期间，美国石油产量不升反降，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快速上升。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本国石油产业遭到重创，石油生产几乎停滞。第二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也大幅下滑伊朗与伊拉克的供给下降，再次推高了中东原油价格。由于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提升，第二次石油危机对美国通胀的冲击，更甚于第-次石油危机。

国际货币制度方面，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凭借领先的工业优势与强劲的对外出口，回流美元，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随着欧洲、东亚工业的复苏，美国制造业优势不再，美元逐渐失去了价值支撑。各国央行对美元投下不信任票，要求兑回黄金，致使50、60年代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流失 2/3，美元危机发酵。 1961年，为了维护公开市场的黄金价格稳定，美国与欧洲7国组建了伦敦黄金池，参与伦敦黄金市场的早盘定价，这是各国维护金本位制度的第一次努力。但是在 1968 年，法国宣布撤出黄金池资金，伦敦黄金池制度走向终结。 董金池制度结束之后，国际黄金市场划分为“官方-私人”二级市场。各国央行在官方市场以较低的官价交易黄金，同时在私人市场进行公开操作，平抑金价波动，这是各国的第二次努力。但随着1970年美国通胀的上行，黄金官价与私价渐行渐远，美国黄金流失速度加快最终1971年尼克松官布停止黄全兑换，黄全官方市场崩溃 “尼克松冲击”之后，各国于 1971年底签订了《史密森协定》规定重建董金官方市场，同时美元较欧洲主要货币贬值 10%，并扩大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空间，这是各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一次努力。

但因为美国国内的通胀形势不断恶化，1973 年史密森协定也走到了尽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1976 年，各国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以官方文件确立了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浮动汇率制度。

金本位被废除后，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同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达成协议，以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为代价，换取中东石油独家采用美元结算，同时要求石油国用盈余美元投资美国证券市场。一个新的美元循环体系形成了。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方面，70 年代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依然遵循凯恩斯理念，以扩张拯救衰退，以紧缩解决通胀。但由于产能增长的停滞，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并不会推动产出增加，而仅会导致价格的膨胀，美国经济陷入了“政策扩张-通胀-政策紧缩-衰退-政策扩张”的“滞胀”怪圈。 伴随着 70年代的三轮通胀高峰，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发生了二次转向。60年代中后期，约翰孙赤字引发了 1970 年第一轮通胀高峰，因此当时的尼克松政府采取了财政、货币紧缩措施，经济陷入衰退。1971 年，美国财政、货币政策重新宽松，以托底经济。 1973 年底，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 1974 年第二轮通胀高峰，尼克松政府再次采取财政、货币紧缩措施，叠加石油短缺造成的冲击，经济第二次陷入衰退。1975 年，石油危机结束后，美国政府第二次进行政策宽松。 第二轮宽松导致1978年开始，美国通胀再次上行。美国政府不得已第三次紧缩，但1979年末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到来，并没能让通胀问题得以缓解，美国彻底陷入了拯救衰退和解决通胀两难，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到了吸需改革的时刻。

大衰退

1968年末美股结束了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19年的牛市。这19年间，美股指数合计上涨了544％。但当历史前进至60年代末期时，美国的经济繁荣开始落下帷幕。美股最先感受到了这个变化，股市大盘于1968年12月登顶后，旋即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力，开始震荡下行。而当美股开启下一轮长期牛市时，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

在这期间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股市危机频繁发生，大盘反复震荡却难以突破前高，可以说是美国版的“失去的十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制造业出现衰落迹象，且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有所下降。制造业的疲软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深层动能，美股因此很难有出色表现。

在不惜牺牲就业对抗通胀之前，美国也曾尝试了很多方式在不推升失业率的前提下，去控制通胀。例如1970年代初的工资和物价控制法案，试图通过人为限制物价上涨。这些做法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积极作用，但中期被证明加剧短缺。另外，还曾专门出台政策，鼓励节俭行为，最终也以失败告终。终于，社会和政策各界，开始系统性的对通胀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大家对通胀的憎恶显著上升，相比失业，似乎社会对通胀的忍耐更加快速的消耗，这对货币紧缩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其次，有关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途径，对货币总量进行限制的策略开始被广泛接受。接下来，沃尔克于1979年走马上任，控制通胀成为首要目标，并且宣布政策目标从联邦基金利率转向货币供应。

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1980年代初，信贷开始被控制，同时货币控制法案也被通过，这项法案要求所有从事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必须遵守相应的准备金要求，原本近60%机构并不用缴纳准备金。整个1980年代，利率高企，信贷活动明显降温，为物价最终回落提供了重要帮助。

沃尔克抗击通胀并非一帆风顺，货币紧缩带来的效果缓慢，但另一方面经济冲击却立竿见影。美国经济在1980年进入短暂衰退，随后1981年秋天再度陷入衰退，并且是二战后最严重。但沃尔克选择了坚持，用更高的利率和更低的货币供给增速进行回应。最终，联储的举措看到了回报，通胀持续回落，在衰退末期通胀回落至5%以下。

美元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刚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维系了不过短短30年便土崩瓦解。除了其体系本身的诟病外，也与美国经济及信誉息息相关。

在1960年代早些时候，美元实际上被黄金锚定，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缺乏独自的货币供给能力。但众所周知的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内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随着各国外贸活动的增加，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全球都对美元产生储备需求，倒逼美国发行过量美元，从而超过黄金储备，这时就会出现“特里芬难题”；第二，一旦通胀上行，势必增加美元兑换黄金的需求，美元过量发行的矛盾将凸显，其他国家通过商品获得美元在先，兑换时也必然要求美国拿对等的黄金来支付。这一情况在1960年代后半段开始出现。

进入50年代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由于海外军事开支和对外援助逐年增加，而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减少，美国际收支由顺差变成逆差。虽然50年代末60年代初采取若干抑制海外军事开支的措施，但仍难扭转海外开支继续增长的势头，加上民间对外投资猛增，60年代上半期国际收支每年有20多亿美元的逆差。尤其是进入1960年后，民间短期资金外流激增。进入60年代下半期后，由于越南战争升级，海外开支陡升，国际收支随即恶化。这些加强了黄金外流的倾向，美国黄金储备由1957年底的229亿美元锐减至1960年底的178亿美元，美国对外短期债务超过了它的黄金储备，美元信用发生动摇，西方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动荡的阶段。尽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保卫美元，但美国贸易收支不断恶化，终于使美元陷入深刻的危机。

同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倡导政府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强化需求管理。1962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全面采纳该理念(“New Economics”)，以期达到其政策目标: 最大化就业和增长。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施政方针，开启“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正是这一场脱贫战争，开启了美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听到看到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项目和社会保险项目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其中包括两个如今大名鼎鼎的社会保障项目：Medicare (美国联邦老年人医疗保险)和Medicaid（美国联邦医疗救助计划）。Medicare和Medicaid为何如此知名？从财政支出上便可得知一二：2018年美国联邦与州政府在Medicaid上的财政花费为6099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军事支出（非国防支出，不包括退伍军人补贴）为6312亿美元。如果算上Medicare，美国在上述两项福利项目的花费将达到全美GDP的8%（超过1.5万亿美元），两倍于美国的军事支出。

随着通胀走高，美元被兑换成黄金的压力陡增，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停止了兑换机制，随后几次拯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活动都宣告失败，二战后的全球货币体系终结。各国货币包括美元在内，完全失去了锚，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问题不久将显现。

白银操纵案是此间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监管条例中关于股票持有者的披露条款使得股票逼空在纽约和其他证券市场上彻底销声厝迹了。但是在商品市场上，情况就完全不同。1980年，美国两个最富有的人一一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纳尔逊·巴克·亨特(Nelson Bunker Hunt)和他的兄弟威廉·赫伯特·亨特WilliamHerbert Hunt)，大胆地试图囤积白银，上演了近年来华尔街一段最扣人心弦的投机操作。 白银和黄金不一样，它有着极广泛的工业用途，特别是在摄影业和电子工业中(白银的电导性优于其他金属)，所以除了货币用途外，对这种金属还存在着强烈的实际需求。但是，由于白银在过去被用作货币，所以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银价锁定在每盎司1.25美元，就像以前将黄金与它的比价锁定在16:1一样。1933年，当美国放弃国内金本位制时，仍一直保持着从威廉姆·詹宁斯·布赖恩时代就开始的银本位制。银币的面值和它作为一种贵金属的本身价值基本相同财政部曾发行过面值1美元的白银凭证，人们可以用它来兑换白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对白银的需求迅猛增加白银的产量供不应求，联邦政府发现这种政策难以为继。

1971年，尼克松总统切断了美元与贵金属的最后联系一一他结束了国际金本位制。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作为后果之一，黄金和白银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也逐渐增加。

对美国公民来说，以金条的形式持有黄金是非法的，于是亨特开始购买白银。他大量收购白银，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使银价翻了一番。1974年，银价从每盎司3.27美元上升到了6.70美元。而且，他的做法和几乎所有现代的商品交易商不一样，他要求实物交割，借此使白银从市场上消失。

到1979年，亨特兄弟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白银，总量超过2亿盎司，基本上相当于公认的白银流通总量。随着可供交易的白银日渐稀少，白银的价格在1979年全年都在节节攀升，蒂芬尼公司甚至暂停白银首饰业务，以便将其所有的商品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重新标价。 这年末，白银市场上的卖空者开始消失了，随着他们购买白银进行平仓，白银市场上因亨特兄弟大量收购而产生的巨大买压进一步加大。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高达每盎司50.06美元，黄金与铂的价格也飞涨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正在如火如茶进行的白银囤积操作的溢出效应。此时享特兄弟的白银储量的价值(尽管只是账面价值)已高达100亿美元。近60年来华尔街的第一大囤积操作眼看就要得手了。

但是，困扰每一个囤积商的问题现在也使得亨特兄弟陷人了麻烦。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品，以支付保证金的方法大量举债购买白银，而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这些年里，基准利率已经高达19%，巨额的利息支出，即使对富有的享特兄弟来讲也如同恶梦一般。此外，正如110年前的黄金囤积投机一样，美国政府拥有大量以银块或尚未流通的银币形式存在的白银储备，那是可以将囤积者一举击溃的杀手锏。

最后，随着白银价格上涨到10年前的10倍，许多因常年亏损而关闭的银矿，由于有利可图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了此外，也有很多收藏在阁楼和地下室的银器又回到了市场上旧银币所含白银的价值甚至比它们的面值或收藏价值高出许多，很多人决定在此时银价高涨的时候将它们及时出手。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美国家庭认定，此刻是将他们祖母留下的那些样式丑陋、长久不用的银质茶具变成现金的最好机会，没有人知道这期间有多少吨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被熔化，然后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日益飙升的白银供给之中。 随着市场上白银供应量逐步增加，而亨特兄弟几乎是市场上惟一的买家，白银的价格开始回落，亨特兄弟被迫去借越来越多的钱以支持银价，直至耗尽他们原先似乎无穷无尽的财富。美国的各大银行和经纪公司也精疲力竭了，因为它们给亨特兄弟的贷款已经超过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内美国所有银行贷出总额的10%。

到1980年3月，银价跌到了每盎司40美元，而且还在急速下跌。3月27日，囤积操作彻底垮台，亨特兄弟无力应付新的一轮保证金要求。他们的经纪人自己也已身处危境，于是开始出卖他们，恐怖迅速笼罩在华尔街上。银价在一天之内下跌了一半，报收于10.82美元，股市随之大幅下跌。当“白银星期四”(Silver Thursday)结束时，亨特兄弟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 美国各大银行和美联储采取了紧急措施，阻止了这场恐慌的蔓延，使之没有演变成为全美金融系统的大灾难。第一天，股市直线回升，华尔街迅速恢复了正常。但是，对于亨特兄弟来说，一切都不再一样了，银行重组了他们的债务，允许他们在10年之内逐步还清债务。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白银价格最终将要稳定下来的假设之上，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的逐步消退，采矿业的兴盛和对白银需求的滞缓，白银价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亨特兄弟的经济状况也随之越发困难，终于，他们在1987年被迫宣布破产。

菲利普斯曲线

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开始出现，即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个理论为追求就业的政客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就业可以通过创造通胀来获得。但是，彼时社会各界还未意识到菲利普斯曲线的成立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且这个关系也不是一直稳定，一旦陷入执念，反而对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后来包括联储政策，一再对高通胀的控制迟疑，与之前的思潮有很大关系。

美元霸权2.0——锚定石油下的信用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国内采用金本位制，而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美元实质上已经成为世界信用货币。信用美元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布雷顿森林体解体切断了贵金属与货币的最后一丝联系，信用货币成为几乎所有国家采取的货币形态。

如何能让美元继续作为世界信用货币，这是美国当时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石油美元环流

在当时，美国战略家基辛格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的经济。石油是当代工业的血液。

1974年，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去往中东国家进行走访，重点访问沙特。期间基辛格给沙特讲明了当下的中东形势，沙特附近强国林立，伊朗、伊拉克、埃及等等，而且很多中东国家都进行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当地的王室统治，变成了议会选举制，也门武装政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时埃及纳赛尔的支持下，也门军队的低级军官，组织军队和沙特支持的王室进行了多年的武装斗争。以此和沙特进行利益交换，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可以武装保护沙特王室世世代代统治沙特，但沙特需要说服其他欧佩克国家同意只用美元进行交易。沙特王室进行权衡后，同意了基辛格的提议，于1974年由欧佩克组织宣布，只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由此开启了石油美元的法币时代。

石油美元是黄金美元的升级版。它的高明之处是设计了石油美元环流，美国付出的只有印刷的美元和发行的国债，而回报却是在全球购买的商品！石油美元环流成功的破解了“特里芬难题”，这个环流让仅仅一纸信用的美元在全球平稳运转了半个多世纪！

石油美元结盟是一个垄断行为，维护着美国的金融帝国地位。在此后几十年中，不乏挑战者，但都被军事镇压。某种程度上，石油美元从最初就带有强权性质，是美国对OPEC威逼利诱下的产物。

美国与沙特的《不可动摇协议》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层是石油贸易只能以美元结算，这一层确保了全球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

第二层是沙特出口石油赚取的美元，除了满足国内建设之需，剩余的都投资美国国债。全球各国购买石油的美元以投资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这就是石油美元环流。

石油-美元环流中，其他国家通过赚取美元，购买石油，美元又通过沙特等欧佩克国家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商品生产国付出了商品，得到了石油，石油生产国付出了石油得到了美国国债，而美国则付出了国债，得到了从全球购买的商品。

中东为什么会同意把美元投回美国？

石油美元环流让美国可以不停的印刷美元，发行国债。这个设计很完美，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东产油国的配合， 中东各国为什么会同意把辛苦赚到的美元再投回美国呢？这个要求最初是沙特自己提的。由于沙特经济规模有限，对资金的吸收能力不足，如果大量资金流入沙特，那必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此外，大笔的外汇收入需要一个安全的投资渠道，沙特去美国炒股票，或者投资衍生品听起来不大靠谱，很可能亏得底儿掉，低风险的美国国债是当时最佳的投资选择。石油美元环流还有一个大问题，如果大量的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美国也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美国是怎么消化这些美元的？

钱可以买两类东西， 一类是商品，也就是我们衣食住行用的东西，这类东西关系民生，如果商品价格涨得太快，很容易社会动荡，CPI衡量的就是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钱能买的第二类东西是资产，也就是股票、债券，衍生品，不动产等等。商品价格飞涨会民不聊生，但资产价格飞涨却是皆大欢喜。如果美国股市能一直上涨，那对美国的投资者或者对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好事。如果汹涌回流的石油美元能流入美国金融市场，那美国不但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胀，而且美国金融市场还能迎来大牛市，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

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美元蓄水池。这些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石油美元，规模巨大，每年都是万亿美元计，美国只有建立一个足够大、足够深的美元蓄水池，也就是要创造足够多的金融资产，才能保证这些回流的美元不冲入商品市场，不会通胀失控。

怎样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金融资产？

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美国人开始搞金融创新，开始搞虚拟的数字游戏。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之后，美国废除了大萧条之后建立的各项金融监管政策，开始了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去监管化，金融业从此成了脱缰的野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层层嵌套的证券化产品充斥市场，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能倒，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繁荣。发达的金融业一方面蓄住了汹涌而入的石油美元，另一方面也提供资产不断膨胀的数字游戏，中东富豪在美国的金融市场获得了满意的投资回报。美国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超过50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另外美国还有规模庞大的外汇、衍生品和大宗商品市场。

金融业的一家独大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

首先，石油美元环流要求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只有维持贸易逆差，维持美国对国际商品的高消费，才能保证美元的持续输出，而长期的贸易逆差，意味着进口多，出口少，这必定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开始空心化。

第二， 石油美元不断推高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经营实业的收入在金融投资面前微不足道，资产价格暴涨引发的造富效应，吸引了大量实体资本，本应该为实体经济供血的金融业开始从实体经济吸血，大量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制造业更加萎靡。

第三， 金融业可以提供高薪职位，但岗位数量有限，金融业没法像制造业那样，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也培养不出稳定且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近日研究报告，美国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已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的49.9%。

制造业没落导致失业率上升，美国曾经庞大的中产阶层开始衰落，而金融业繁荣又带来了华尔街的超级高薪，金融精英崛起，制造业中产衰落，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前1%的人拥有的财富与底层90%的人一样多。

美国当前面临的巨额贸易赤字、巨额财政赤字、金融市场过度发达、制造业没落、贫富分化严重等现象都可以在石油美元环流上找到原因。

美债固然可以吸收石油美元的回流，但赤字就是赤字。美国可以通过出口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抵消赤子，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保证自己一直处于科技行业顶端。

WTI原油期货——美国获取石油定价权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OPEC从欧美石油七姐妹手中夺回了石油定价权。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来说，油价越高，挣得就越多，OPEC这个价格卡特尔一定会不断抬高油价。但美元又与石油挂钩，油价不断上涨，就意味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如果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越来越毛，能买到的石油越来越少，那各国就没有储备美元的动力。美国只有从OPEC手中夺回石油定价权，才能维持住石油价格，美元才能看起来价值稳定。为此，美国设计了一套原油期货体系。

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推出了西德克萨斯中质油期货合约，简称WTI原油，这是当前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原油期货合约。原油现货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OPEC在石油生产上占据统治地位，只要石油输出国行动一致，OPEC就能控制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油现货价格。但原油期货完全不同，买卖双方不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桶原油可以在期货市场多次买卖，期货合同到期时也不一定要交割实物原油。原油期货市场上有两类投资人，一类是产业客户，一类是投机客户，产业客户是真正从事石油行业的，比如石油生产商、贸易商、炼油商，OPEC成员国是产业客户。而投机客户则是完全没有原油买卖需求，纯粹把原油期货当成投资品的投机者，比如对冲基金、散户、金融机构等。美国的金融体系，最不缺的就是美元，最缺的就是投资品，WTI原油推出后，投机客户越来越多，原油期货逐步变成单纯的投资品，期货合约的定价权慢慢就被投机客户，也就是美国的大金融机构掌握。

就这样，掌握着天量资本的美国金融机构开始有能力影响原油期货价格，OPEC的石油定价权转移到了美国金融市场，当前WTI原油已经成为全球原油定价的基准。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环流，从海外收回滥发的美元，注入美国金融市场这个大蓄水池。同时，美国通过影响原油期货价格，维持住了美元与原油的相对比价。石油美元环流与控制原油定价权这两个天才设计，让美国可以高枕无忧的增发货币。

SWIFT体系——计算机时代的霸权盾牌

诞生于电报时代的 Telegraphic Transfer，即我们今天常听说的「TT 汇款」有几个巨大的缺陷：

• 不安全。你想啊，谍战片都看过，里面不是总破译人家电报么，我要是截获了汇款电报的信息，把收款人信息篡改成我的再发出去给你，你不就被坑了么。
• 太低效。早期的银行可能只为商业公司服务，一天反正也拍不了多少个电报，拍不过来多招点人就是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然人对银行的需求和依赖也日渐增多，你倒是想赚这个钱呢，可是忙不过来啊，靠堆拍报员人数去搞，既搞不定也不划算。
• 出错多。电报毕竟只是一个用来传递非结构化信息的载体，每家银行可能发出来的信息长得都不一样，收到之后得靠人工去理解和处理，而人肯定是会出纰漏的。
• 不放心。电报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万一哪天我先给你兑付了，找你结算的时候你不认账耍赖怎么办？

196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被引入到银行业，代替了人工去做大量固定的、重复的、机械的工作，计算机干活要比人可靠高效多了；网络通讯代替了电报通讯，传输的数据格式更丰富、信息量更大、安全性也更好了。

1973年5月，由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宣布，正式成立SWIFT 网络（也就是 SWIFTNet），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SWIFT彻底替代上一个时代的 Telex 通讯模式，并且开始实践一个叫做 SWIFT MT 的通讯标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SWIFT 的 FIN 报文格式，此后又陆陆续续又发布了其他的几种消息传输服务，比如 InterAct、FileAct、WebAccess 等。到21世纪，SWIFT 服务的范围已经涵盖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超过 11000 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目前全球大概有 233 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的银行加起来大概 25000 个，规模在腰部以上的银行几乎全部接入了 SWIFT。

SWIFT即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官网上，有这么一段自我介绍语：SWIFT is a global member-owned cooperative and the world’s leading provider of secure financial messaging services。介绍里一个字都没提到支付、清算、结算（当然它曾经也提供过一些Netting服务，比如Accord，不过2017年就关了），SWIFT 是一个为金融机构之间提供信息传递服务的公司，为了解决各国金融通信不能适应国际间支付清算的快速增长而设立的非盈利性组织，负责设计、建立和管理SWIFT国际网络，以便在该组织成员（SWIFT会员）间进行国际金融信息的传输和确定路由。某种意义上，SWIFT就是个类似金融界MSN的通讯工具。

SWIFT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因为他帮银行解决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下子极大的提升了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感受一下）：

• 有了 SWIFT，银行间不需要两两互相去对接通信了，统一接入SWIFT，复杂度实现了指数级的降低
• SWIFT 定义了很多标准，让银行间的通讯格式统一了，大家在同一个语境下传递信息，消除了理解上的歧义

SWIFT 做的事情和中国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其实是一个道理，用同一套语言系统和度量规范，才能更好的融合和发展。

SWIFT 制定了金融机构间的通讯标准，简单讲，可以把每一个 SWIFT 的报文想象成一封邮件，但是邮件的格式是定好的：谁发出的、谁收、中途要中转给谁、交易的类型是什么、交易的明细（金额、币种、清算信息、收付款人信息）、费用等等，上面的每一个字段都可以对照 SWIFT 的文档找出其语义。涵盖了银行各大业务：

• 客户汇款 Customer Transfer
• 银行头寸调拨 Financial Institution Transfers
• 外汇买卖和存放款 Foreign Exchange
• 托收 Collections，Cash Letters
• 证券 Securities
• 贵金属和辛迪加 Precious Metals and Syndication
• 跟单信用证和保函 Documentary Credits and Guarantees
• 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que
• 银行帐务 Bank Statement

每一大类报文下面又分很多小类，每一类报文都有严格的格式要求、互斥条件等。

SWIFT 垄断金融行业间通讯至今，由于它的标准化做的确实好，所以不少国家的清算系统的通信都是基于 SWIFT 网络的，大部分至少是兼容 SWIFT 报文格式的。但是，SWIFT 的设计有一个天然的重大「缺陷」 —— 中心化。表面上虽说 SWIFT 是一个大家共有的组织，但是他始终是能够被美国霸权所控制，其可以单方面阻断某国的交易，致使被制裁国金融系统稳定性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在行使这一特权。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彼时，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巿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在那个时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

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

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

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

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

然而，进入60、70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的批评声音，一种强大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体现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所以这种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

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没有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也是应对西方挑战的类似的回答）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 F•鲍威尔(Lewfe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但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 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

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人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是普世价值。

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80年代初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发展模式由以往的依靠制造业驱动逐渐转向依靠服务业驱动，并对接下来二十年的美国股市产生了深远影响。**60年代美国服务业兴起、70年代制造业衰落，已经显露出此种经济动能切换的迹象。不过要论自上而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改革，莫过于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出现。

1980年，曾担任过好莱坞演员和两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参与竞选第40任美国总统。他上任初期，美国经济仍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挣扎。受高油价影响，制造业工厂普遍亏损、濒临倒闭，通货膨胀率位于两位数水平，居高不下。针对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顽疾，里根在竞选演讲时就提出，要让美国重新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的自由市场时代，并采用“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的经济理论来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进行辩护，抨击问题重重的凯恩斯主义。由于契合了当时糟糕的经济现状和民众为此而产生的不满，里根的宣传大受欢迎，并为他赢得了90%以上的选票。

里根总统上台后为了兑现他的诺言，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他的这套政策“组合拳”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主要包含四个方向：撤销行政干预和企业福利负担，恢复自由市场；大幅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减少政府福利和基建开支；支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通货膨胀。

里根经济学的前三个方向，总的来说缩小了政府在国家经济事务中的角色，标志着美国政府的经济工作思路的转变。以往美国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上马基建项目，增加政府采购订单，通过“政府的手”保护、托底制造业。里根上台后，企业、个人大减税，变相奖励了盈利性更强的高端服务产业，同时打压工会，提高企业灵活性，通过“市场的手”促进优胜劣汰。因此在80年代初，大量的制造业企业或淘汰、或被迫转移，美国拉开了去工业化和产业转型的大幕。

而美联储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利率，客观上帮助美元在80年代持续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进口、打压国内制造业的作用。最终大浪淘沙，美国更具优势的服务产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乘机扩大战果，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动力。美国股市在接下来20年走出的行情，便是这些服务行业相继闪亮登场的舞台。

“里根经济学”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学问”，而是里根在参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经济政策纲领和当选总统后所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称。其政策主张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观点为主要依据的。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对18世纪末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信奉市场机制自动实现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无需政府干预。20世纪70年代,以两次石油危机为诱因,世界工业国家陷入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滞胀”困境。以政府干预为特征、财政货币政策为工具的凯恩斯主义失灵。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多年冷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复兴。货币主义学派坚信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超发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精简规章制度来刺激供给。

里根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基本政策主张包括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减少国家干预等方面，是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和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拼凑起来的混合物。最初的里根经济学是作为当时美国民主党支持的凯恩斯主义对立物出现的，目的在于赢得总统选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一直处于较高的通货膨胀之中，尼克松、福特、卡特等历届总统都曾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最终都因为挽救经济而罢手，美国经济多年深陷滞胀的泥潭中，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日趋下降。在这种局面下，执行了数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很容易被视为导致滞胀的罪魁祸首，具有反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里根经济学自然容易获得选民的认同，为共和党连续多届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伴随着里根经济学得到“复兴”。里根经济学受到代表美国保守势力的共和党的推崇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吹捧，几乎被抬上了神坛，至今对美国乃至世界发挥着影响。

里根总统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最终美国经济出现巨大回升。直到1987年结束，股市走出了6年的牛市，道琼斯指数上涨了两倍多。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通常被视为里根经济学最主要的经济成就。

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通货膨胀确实下降了，美国经济在发生“里根大衰退”之后也保持了长时间的连续增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里根经济学的功劳，但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里根经济学在美国经济走出滞胀中并没有发挥多大正向作用。

里根政府试图根据货币主义的理论，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之一。但里根政府在实际中所实施的仍然是前两届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那种应变式但仍然是扩张的货币政策。而且M1扩张幅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M1在里根第一个任期里比卡特时期增长了34.23%，在第二个任期又比其第一个任期增长了45.20%，均高于卡特时期的30.80%。

扩张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率降低显然是矛盾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很难作为里根经济学的“成就”。那么在里根时期通货膨胀率为什么还会快速下降并保持地位呢?

1、尽管里根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很大一部分通货并未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而是流入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在里根执政的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由129.55上涨到297.47，上涨了130%，日均交易量由4746万股增加到1.77亿股，增加了2倍多。而美国经济黄金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标准普尔50。指数也只是上涨了55.600，在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更是只上涨了17%。这些数字说明里根执政时期金融市场高度的投机性，吸纳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这些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对物价上涨的影响非常有限。

2、为了控制工会对工资增长要求，助其获得反通货膨胀的成功，曾经当过银幕工会主席并领导演员取得罢工胜利的里根，在其当选总统后立即对工会运动采取了“不顾一切”的强硬态度。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里根上台不久后就强力镇压塔台指挥人员罢工。1981年8月初，美国爆发了有1.3万人参加的塔台指挥人员罢工，罢工者提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里根对此寸步不让，坚决打压。在罢工4小时后里根就限令罢工者在48小时内复工，否则就全部解雇并永远不得为政府录用。2天后政府果然解雇了1.2万多名坚持罢工的人员，并对组织者处罚、逮捕和监禁。里根这次镇压行动为资方在工资谈判中实行强硬政策树立了榜样。在里根强力打压下，美国工会力量明显削弱，罢工次数、罢工天数、罢工参加者数量均出现大幅下降，工会被迫忍气吞声地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做出让步。有组织的工人尚且如此，非工会成员更是难以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只能被动接受资方的工资。在里根政府的强力打压下，美国工人工资在里根执政的8年间几乎是零增长。

3、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是导致里根前几任总统执政时期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但里根执政期间世界能源、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处于下降通道中。例如，石油价格从1970年的1.21美元/桶，在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后，上涨到1979年1I月的最高点40.75美元/桶。此后石油价格一直呈下跌的趋势，并在1985年12月至19$6年7月之间出现了暴跌:从26.5美元/桶跌到9.61美元/捅。此后数年油价虽有回升，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里根时期，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推动通货膨胀，而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抑制作用，如果扣除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影响，里根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将明显提高。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与里根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此外，国外廉价商品特别是日本商品大量涌入，也对美国物价上涨起到了压制作用。

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并不突出，与滞胀严重时期并无明显提高，可以说，里根时期虽然“胀”的问题没有了或隐藏了，但“滞”的问题还依然存在。

1981-1988年，美国GDP总共增长了29.54%，年均增长率为3.29%,与1971-197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3.24%相当。在“里根大衰退”后的经济恢复与增长时期(1983-1988年)，美国GDP增长了29.03%，年均增长率为4.32%，低于1973-1975年经济危机后复苏和高涨时期4.70%的年均增长率，可见在经济恢复和高涨时期，其增长率甚至没有滞胀时期相应阶段的经济增长率高。

与“滞胀”时期相比，里根时期的一个“成就”就是经济回升的持续时间较长。美国经济在“里根大衰退”后一直到里根离任保持了6年多的增长，这看似里根经济学的功劳，但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持续增长，主要有以下因素:

1、巨额的财政刺激作用**：**里根经济学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之一，试图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在里根执政期间，政府开支不仅没有削减，而且大幅增长，美国的财政赤字呈爆发式增长，巨额的财政赤字形成的政府购买对美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1-1988年美国累计新增的财政赤字为1.34万亿美元，占期间各年美国GDP总额的4.1%，而同期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29%。可见，赤字财政对里根时期经济增长贡献之大。若考虑到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里根政府的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由此可见，里根政府要是没有空前巨额的财政刺激，其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实现的，而财政刺激恰是里根经济学所反对的。

2、新技术革命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崭露头允，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据统计，1975-1982年，高技术产业在美国西部各州年平均增长16.5%、东北部各州为17%(赵从显、杨逢氓,1985)。新技术革命使美国出现了一轮创业高潮，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如果说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存有政策因素，那么也是里根前任科技政策的功劳和结果，而与里根经济学无关。

3、充裕的流动性：里根时期的货币政策是扩张。另外，在美国高利率和美元持续升值的诱惑下，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美国，1982-1984年从西欧流入美国的资金多达2000亿美元，尽管大量的资金进入了金融市场，但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条件，对经济增长无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同时代产业升级成功的日本，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大量流入美国，对美国本土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导致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为了抑制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打压，在美国里根总统的主导下，美国通过301条款，且逼迫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美日贸易战往事：里根无底线打压日本，贸易逆差仍翻倍）

里根经济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巨额的财政赤字

里根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声称，赤字连年增长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了”，长此以往“就一定会引起社会、文化、政策和经济方面的大动乱”。里根在1985年1月20日连任总统的演说中又声称:“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个需要作出艰难决定的时刻”，“必须削减赤字”。

这个“反赤字”的总统却创造了美国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赤字财政在“大萧条”后成为美国的经常现象，从1930年到1980年的51年中，只有9个年度财政有所盈余，其余42个年度都有财政赤字，而盈余年份的盈余数额也极其有限。可是，在里根总统任内，财政赤字的规模之大、增加之快，已为以前各届政府望尘莫及。里根执政8年累计的财政赤字高达13386亿美元，大大超过其所有前任在204年中的财政赤字总额。在里根前任卡特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已经比较严重，4年总计财政赤字为2420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600亿美元，而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四年中的赤字平均每年超过150。亿美元，第二个任期赤字超过1800亿美元，分别是卡特任内赤字的2.5倍和3.0倍，以反凯恩斯闻名的里根经济学却创造了远远超过凯恩斯盛行时的赤字纪录。此后的美国财政赤字总体上一直呈快速膨胀的态势，巨额的贸易赤字成为美国政府的常态，成为“里根综合征”的最重要症状。

2、巨额的国债

由于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因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必然导致巨额的国债。里根上任之前即1980年美国的公共债务②规模为7119亿美元，执政8年后的规模扩大到2.1万亿美元，里根8年任期里所增加的公共债务将近是其所有前任累积的公共债务的2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25.8%持续上升到41%。巨额的国债带来沉重的利息负担，反过来又成为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国债与财政赤字之间相互“促进”，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症。

3、巨额的外债

里根初入白宫时，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持有净债权为1407亿美元，1982年降为1362亿美元，而1984年净债权则迅速下降到40亿美元。1985年上半年，美国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该末净债务额为1119亿美元。1986年末，美国净债务额265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1987年继续上升为3783亿美元，1988年为5320亿美元。

因此，里根经济学并不是治理滞涨的药方，而且让美国患上了以巨额财政赤字、巨额贸易逆差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征”。里根之后，除了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主的信息革命而让美国“里根综合征”有所缓解外，美国的“里根综合征”一直在加重，并且难以看到缓解的希望，更不用说治愈。

控制通胀成为货币调控目标之一

通胀设定一个明确的数量目标，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不论美联储、欧央行，还是中国央行，都将此设定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任务之一。但这个观念其实是在对抗大通胀的过程中才逐步确立。尽管美联储早就认识到通胀的重要性，早期颁布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中也提出过就业和物价双目标，但人们似乎更看重就业这一环，尤其是二者冲突之时。现如今，央行决策者普遍意识到让公众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维稳物价，是货币政策有效运作、和实现长期就业繁荣的条件。

此后，美联储的货币调控政策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包括1992年未防止经融市场崩溃的开闸放水。

原油供给新格局

在早期几次石油危机后，全球很少再陷入到人为造成的能源危机中，这与大通胀的巨大打击下、全球各国自发形成新的供给格局有关。西方国家一度创建相应国际能源机构，协调需求和共同施压生产，同时对于OPEC国家的协同也开始增强。这一系列动作试图从根本上防止类似通胀再次发生。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掩饰下的全球殖民体制

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高成本引起的“滞胀”问题，导致70年代严重依赖外部能源的钢铁、汽车等重工业的发展受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资产阶级发现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主体，无法有效应对高成本引起的“滞胀”问题，于是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又重新获得了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放任为核心，赋予市场以最高的地位，主张为一切经济领域松绑，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符合美国资产阶级当前的诉求。此后的40年中，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推广到全球，要求拆除一切阻碍资本自由运动的壁垒，开放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使商品和资本在各个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

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正处于“滞胀”阶段，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出口对发达国家显得尤其重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急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产品。通过贷款刺激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产品，成了一种刺激经济的战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的“石油美元大循环”政策出台。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不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将其作为维持经济强权的途径和手段。依靠自由贸易为美国打开国际市场，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持续国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制成品占世界的50％以上，美国必须为剩余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美国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让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广大的殖民地、托管地和英联邦。到今天，这依然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

自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以全球化为特点的产业转移现象。金融资本、核心技术流向发达国家，低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次转移到人力、资源成本低的国家。

为何全球化集中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这种现象有技术上的必然性。从管理的角度来讲，80年代初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极大的减少了跨国企业全球管理的成本。通过先进的个人电脑和远程通讯技术，跨国企业总部可以及时的了解世界各地分公司的经营销售情况，并即时作出决策指挥。因此信息技术进步是跨国企业形成的重要条件。从产业分工的角度，80年代开始美国服务行业的比较优势上升，因此全球化也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全球化符合美国企业扬长避短、将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地域脱钩的大趋势。

美国不是一个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国家，任何价值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强大，美国曾经从自由贸易走向保守主义；强大以后，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维持和扩大霸权，又大力推行全球化。国家利益是美国战略选择的支点。

纵观“里根革命”以后，美国对世界范围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谋篇布局无不反映了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美国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核心竞争力是美国长期强盛的基础。美国实行的是贸易上的现实主义，对低端产业实行开放，对高端产业则倍加保护。 美国近30年的贸易历史表明，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底线，是确保美国在高科技和其他关键产业上的垄断地位。套用尼克松的话：“美国必须是第一，美国必须不逊于任何人”。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自由贸易。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里根。从里根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都是这种贸易上的现实主义。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国际条约、国际组织撬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打击潜在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严格保护核心产业。 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美国通过压迫别人实施市场开放，有效地摧毁了许多高科技竞争对手，并成功地限制了核心技术向其他国家，尤其向中国的转移。 以2005年中国联想花了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美国有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委员会，由许多关键的机构组成，包括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该委员会专门调查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案，并授权向总统提建议，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阻止这类收购案。虽然联想收购案最终获得了政府批准，但是联想没有获得任何核心技术。美国为了有效地防止高科技的外流，实施了铁腕一般的行政控制。其惯常手法就是将许多技术、产业和企业列为国家安全的范围。 就核心技术而言，美国不仅不承认市场，而且不承认私有。基于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考虑，许多技术的所有者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用手中的技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利益。在美国，企业、学校、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一旦有了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技术。任何人包括发明者都不能随便转移。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加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巨大的让步；不仅必须在入世前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世后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和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世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并要求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再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重负。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中国在入世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有成员国和其他入世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在重温中国入世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我百思不得其解。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后来在俄罗斯入世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却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在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是美国的金融产品和尖端科技。一方面，美国将美元和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输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实施选择性的市场开放，大量输入世界的廉价产品。

美元霸权3.0——赤字美元环流

信用货币

由于金银采掘量有一定的限制，在生产大爆发的年代，以金银背书的货币数量的增加赶不上流通对货币需要量的增长。与此同时，信用制度的扩大，为信用货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信用货币（credit money）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其本身价值远远低于其货币价值，而且与代用货币不同，它与贵金属完全脱钩，不再直接代表任何贵金属。 在一个货币化、信用化的经济体系里，劳动和自有资本本身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那些能够筹措资金、运作资本、运作信贷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制造信用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则处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造信用，拥有创造信用的权力是支配社会和世界财富分配的最佳手段。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国家占有了创造信用的垄断地位，则该个人、该阶层、该国家将会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有鉴于此，世界经济的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信用垄断和信用霸权的争夺。

金融体系和发展抑制

全球化体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金融全球化的核心。

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方式，是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全球化有两个相互配合的过程：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它们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实物和财富的方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残酷的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道路。全球化一方面通过出口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美元储备；另一方面则通过金融全球化把这种美元储备循环回美国。全球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物和财富的循环过程，使美国得以用全世界的资源和资本来维持它的世界霸权。金融越是全球化，资本越是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统治越强，美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越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就越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金融主权部分丧失。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越来越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质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极大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倾向。这种危机倾向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施出口导向，进一步走向美元循环。金融自由化把发展中国家推向了这种恶性循环。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必然。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金融自由化注定要走向危机，走向“繁荣—破裂”的危机周期。摆脱这种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国有化，或者严格的政府监管，或者兼而有之。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出口导向和内向发展竞争资源，导致中国发展抑制。发展抑制导致实物和财富被大量无偿输出，导致内向发展受到抑制，是民族之痛。推动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美国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必须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基础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和美国外贸赤字相互依存，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出口导向，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美国市场上；而美国则以不断扩张的外贸赤字支撑自己的霸权。

一过程中，美元债务是重要手段：首先，通过IMF、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元贷款。为了偿还美元债务，这些国家不得不走向出口导向的道路，不得不将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挂钩，从而被纳入美元体系。其次，通过残酷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发展中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独立性。在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政府表现得异常冷酷，把弗里德曼的“金马甲”强制性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削减公共开支，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许多国家危机加深、社会动荡、政权更迭。 当危机的尘埃最终落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片废墟。怎样避免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头件大事。这个时候，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了“格林斯潘规则”（Guidotti-Greenspanrule）。格林斯潘呼吁发展中国家至少要积累相当于未来一年的外债总额的外汇储备，他认为这是为防止类似的金融风险所必须购买的保险。许多国家纷纷将自己的货币紧钉美元，开始尽量储备美元，把外汇储备当成稳定货币的基础。其中也有些国家由于外汇储备过高，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资本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金融灾难，成功强化了美元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美元而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走向了全球化。出口导向导致美元储备的增加。继“石油美元大循环”以后，另一轮美元大循环开始了，这就是“赤字美元大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储备了远远高于“格林斯潘规则”水平的美元，抑制了内需。 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元储备和出口导向结合，成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送货物，换取美元。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唯一发行国，大量印制美元，支撑其外贸赤字。许多国家再把这种美元换成美国国债，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将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随着美国霸权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大，这种货物和财富的循环规模越来越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大，全球化的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赤字。

全球化、出口导向和金融自由化，它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货币价值直接影响出口竞争力。实施出口导向的国家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出口增加，美元储备增加，带来货币升值的压力。币值的升高，将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为了避免货币升值，拥有大量入超的经济体系不得不把外汇储备大规模循环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虚拟资产。出口导向战略越成功，越要走向这种恶性循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这种虚拟增长必然带来发展抑制，抑制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 大规模出口导向带来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和金融资产的膨胀。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向发展的相对萎缩。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是大规模追求出口导向的必然结果。这种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虚拟增长模式，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之痛。在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全球化带来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现象：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内部经济发展的相对抑制并存；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同内向经济的相对萎缩并存。这种现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也存在。 第一，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内部发展抑制。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的阳光。GDP中出口份额的增长，诉说的是内需经济相对萎缩的故事。出口增长越快，出口占GDP的份额越大，出口产业在资源竞争中实力越强，内向发展越不足。出口的超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内向发展的超速相对萎缩。 当出口份额达到GDP的某种程度以后，当出口导向严重抑制了内向发展的时候，就会导致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内部发展的抑制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加大了出口推动的力度，导致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出口的这种超速增长又进一步加剧了内需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导致内部发展的进一步相对抑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剥夺，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出口产业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总体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与出口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向发展相对落后，内需产业相对落后，总体产业实力相对下降。 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的基础上、建立在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建立在所谓的“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的基础上的时候，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出口产业导向在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的同时，带动的是其他国家产业的发展。所谓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是指在一个产业链内部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和关键部件，中国实施装配等。这种世界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往往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产业链的底部，成为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以中国的有些“高科技产业”为例，它们带动的是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链的形成，使之扁平化。这种出口导向不仅抑制了内向发展，而且抑制了关键产业的发展。 出口导向对发展的抑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日本出口产业的繁荣和内需产业的衰退的并存，导致日本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依赖。然而，日本繁荣的出口产业和离岸经济，并没将日本拉出漫长的衰退。出口导向是一个大漏洞，稀缺的经济资源就从这个漏洞中流失。这种以满足别人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反思。 第二，虚拟资本（外汇储备）的增值欲望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抑制。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量的国民储备没有起到推动实体经济建设的作用，却变成了外汇储备或其他类别的外国金融资产，被循环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这种虚拟资产越多，国民储备的流失越多，实体经济的投资就越少。外汇储备这种虚拟资产和任何虚拟资产一样，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即虚拟资产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追求自身的增值。虚拟资产追求虚拟增值的结果，是大量的虚拟资本或外汇储备在增值的动机下被投向海外市场。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投资往往是长期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这种长期投资的含义是什么？这种长期投资的经济含义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储蓄被长期投向了海外，在长时期内不能推动中国自己经济的增长。这种长期投资就是中国储备和中国经济资源的长期流失。只有当这种长期投资被收回中国，通过必要方式变成中国的实物资本的时候，中国流失出去的国民储备才会实现回流。这种外汇储备对外长期投资有两个后果：一是增值；二是损失。如果是损失，就意味着中国国民储备被永久流失到投资目的国。假如增长，只有当这种增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实物投资，才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作用。假如这种虚拟资本的回报又变成投资，这种虚拟增长同样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能走国民储备长期流失的道路。 这种虚拟资产在和实体资产竞争资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被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国内关键产业投资不足，教育科技投资相对不足，创新产业投入相对不足，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说明经济总量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储蓄被循环到了外国。国民储备的这种长期大规模的流失，尤其是以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流失，说明经济资源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流失。这种流失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因实体投资不足而长期萎缩。外汇储备应当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教训值得注意，日本积极推动对外投资，GNP长期高于GDP。对外投资虽然带来会计利润，却加剧了日本经济萎缩。 中国崛起的基点只能是发展。无论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无论这些虚拟资本的投资多么成功，也无法取代发展，取代实体资本的积累，取代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虚拟资本的增长、对外投资、外汇储备不能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争夺资源。中国不能靠虚拟资本量的增长而崛起。崛起是发展，中国要用外汇储备谋求中国自己经济发展，追求虚拟增值将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相对萎缩。 第三，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贫富悬殊。中国长期享有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依然有数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金字塔顶部10％的人口拥有45％的社会财富；金字塔底部10％的人口拥有不到1.4％的社会财富。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23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只有2.57倍。导致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口导向和全球化。出口产业同内向产业竞争资源，大量的资源和财富通过全球化循环到了美国。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产品和低息资本的同时，美国却向中国输出了贫困。 （1）出口导向同公共投资争夺资源。大量的资源被发达国家的市场吸走，国民储备的巨大输出导致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及其他公共投资严重不足。教育和健康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是贫困群体走出贫困的台阶，与健康有关的灾难是把人们推向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并存。国民储备被大规模转化为美元储备的同时，中国长期出现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象。高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使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孩子由于贫困而无法分享教育资源，无法通过成功的教育而脱离贫困。 （2）外汇储备同实体经济争夺资源。就业不足和工资低下是导致贫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大量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导致国内投资相对不足，内需经济发展不够，就业不足，工资低下。许多贫困家庭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收入正常的工作。 （3）出口导向同内地发展争夺资源。内地投资相对不足，偏远地区投资相对不足，农村投资相对不足，而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内地和农村。内地和农村投资的不足，加剧了贫富悬殊。 （4）出口导向本身直接加大了贫富悬殊。国际跨国集团通过对技术、设计、品牌、市场等的垄断和控制，控制着利润分配。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的成本。以沃尔玛为例，它几乎年年都可以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成本降低的负担落在中国工人的头上。这种出口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的长期停滞。 出口蓬勃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全球化的普遍现象。经济的迅速增长本来为解决贫困提供了机会，然而，全球化却导致了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相对萎缩。教育和卫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使贫困群体有机会享有教育和卫生资源，从长远看，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一种包容的、人道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扩散到弱势群体中，为金字塔中下层群体的未来投资。这种有包容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内向型发展的模式上，必须避免国民储备的大量流失。 （5）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对创新的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业大部分位于产业链的底部，即使是高科技产业，关键技术往往掌握在跨国集团手中。在很多情况下，成了世界的组装车间。出口导向战略将大量的资源推动到这一类产业上，产生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货物的输出，长期以来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美国低端市场的出口的超速增长，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此外，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的支离破碎，导致产业扁平化，导致二元经济，导致低水平循环。 （6）过度的出口导向导致人力资本建设的抑制。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建设和储备。人力资本建设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出口导向、外汇储备和教育竞争资源。

没有硝烟的侵略——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本质

开始于70年代中期的“南锥体国家”(智利阿根廷拉)金融自由化改革，拉开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序幕。这三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取消了利率上限和信贷控制,对商业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革取得了-·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在金融自由化和扩大公开的(阿根廷)或隐性的(智利)存款保险的同时,没能加强对银行的审慎监管，改革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并最终随着 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而以失败告终。80 年代土耳其和菲律宾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以智利为例，从 1974 年开始的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在开始时赢得了普遍的费誉，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消费物价指数从1973年的508%下降到1977年的64%,财政赤字同GDP的比率从 1973年的247%下降到1977年的18%经济增长率则由 1974 年的1%上升到 1977 年的99%但是由于不适当的隐性存款保险，以及有效监管的缺乏,银行只顾高额利润而不管贷款质量的问题非常突出。因为相信政府最终会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在1976 年存贷款利率上限被取消之后,银行不是如斯蒂格里茨和维斯所描述的那样，自动地将利率限定在一定水平上,然后从众多的贷款申请中选择出较为安全的项目,而是不顾一切地追求高额利润。这导致了利率的急剧攀升,实际贷款利率由 1974 年的一36.9%急剧上升到1976 年的643%，1977年的56.8%和1978 年的42.2%高利率刺激了冒险举债行为，贷款项目的风险普遍很高，正常的企业很难取得贷款，获得贷款的企业则利用信贷资金从事投机活动，结果形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和银行坏账，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银行破产。

相对而言，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韩国等从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显得较为成功。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一贯较为稳定,银行监管也相对较为严格，因此金融自由化进行得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实际利率的急剧上升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斯里兰卡和韩国在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时，宏观经济状况也像南锥体国家一样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较为审慎和渐进的自由化方式，同时注意追求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银行监管的加强，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 1997 年,马来西亚和韩国也都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许多金融自由化改革往往以金融危机而告终。80 年代以来，短短十几年间，发展中国家就爆发了三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即1982 年爆发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4 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及 1997 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都因厉行改革而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经济发展希望之星，吸引了大量外资;其次，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是其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最后，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迫使这些国家对它们的经济作出痛苦的调整。

1.1982年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 70 年代两次石油涨价使得石油输出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这些美元主要存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银行里。当时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美元的供给较充足，而美元的需求稳定，因而利率较低。为了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商业银行把目光投向拉美国家。商业银行愿意向拉美发展中国家放贷，丰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得这些国家显示出较大的活力;二是因为这些放贷大多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担保，其信用可谓主权级。但随着 70 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投向拉美国家的资本有减少的趋势。这时,拉美国家的负债已经很重了,拉美国家的主要借款国(愚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平均每年要用其出口创汇的50%以上来还本付息。于是，以1982 年墨西哥政府官布不能按时还债为先导，一场全面的债务危机宣告开始 2、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80年代对墨西哥经济而言堪称损失惨重的十年。1982 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86 年的石油价格暴跌使墨西哥经济陷人了持续、严重的衰退局而。然而到了90 年代，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墨西哥中央银行积累了几百亿美元的储备,美、加墨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同盟于 1994 年初生效。对外的金融自由化引致国外证券投资的大量涌人外资涌人助长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股票指数从1989年的250点猛升到1994 年的2500 点左右，国内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表象。墨西哥 80 年代的艰难时势似乎已成过眼云烟。然而，正如事后所表明的,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的正常反应，而只被证明是患了“欣快症”。由于经常账户存在着巨大的赤字，而大量的流人资本又被用于现期消费，所以当1994 年底，外资流入出现锐减时，墨西哥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94 年12月 20 日墨西哥政府被迫宣布比索值，随后的金融危机又使比索贬值了一半。通货膨胀飙升,股价一路狂跌，墨西哥经济进入了严重的哀退时期，并且经由传染效应迅速波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实际经济部门遭受沉重打击,1995 年墨西哥 GDP下降了6.2%受其影响,阿根廷的 GDP也下降了5%。 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与上述拉美国家不同，长期以来东南亚经济一直在一片喝彩声中蒸蒸日上,经济增长迅速,出口扩张强劲,储蓄和投资率显著增加。相对于拉美国家全面快速的金融自由化东南亚诸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则要缓慢、保守得多。很多国家的利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并且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信贷指导,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因而招致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倡导者的许多批评，批评者坚持认为，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规模和数量的扩张而不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进入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并对外开放，但金融监管并没有跟上,也未对传统的固定汇率制作相应调整,这无疑为随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以泰国为例，泰国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后，金融机构的数目和业务范围急剧增加，大财团控制了许多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投资，金融体系累积了大量风险。为了吸引外资，1993 年泰国政府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采取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开放离岸国际金融业务，推出了曼谷国际银行计划;二是允许外居民在泰国商业银行开立泰铢账户并可以借入泰铢。这标志着泰国的资本账户已基本开放。所以当 1997 年夏国际投机者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泰国商业银行借入大量泰铢,在新加坡等金融市场对泰铢发动进攻时,金融危机立刻爆发，并逐渐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香港地区，由此导致了举世瞩目的亚洲金融危机。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能源价格的大幅飙升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低增速、高通胀的滞胀泥潭：1973年初到1975年初，美国CPI从3.6%持续攀升至11.8%，而GDP当季同比增速从1973Q1的7.6%降至1975Q1的-2.3%；1978年6月到1980年9月，美国CPI 由7.4%持续攀升至12.6%，而GDP当季同比增速从1978Q2的6.1%降至1980Q3的-1.6%。进入80年代，1981-82年美国再次出现经济衰退，工业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20263亿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19218亿美元，下降幅度达到5.2%，失业率高达10.8%，GDP当季同比增速从1981Q3的4.33%下降到1982Q3的-2.56%，CPI在1981年7-10月连续维持10%左右的高位，其中1981年9月更是达到11%。滞胀的经济环境使得美国传统制造业也遭受巨大冲击，钢铁和汽车作为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在此期间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1960年美国钢铁业全球市场份额高达26%，到1980年已降至14.2%，汽车产业全球市场份额更是从1960年的48%大幅下降到了1980年的20.6%。

美国制造业停滞的同时，德国、日本的工业水平依然在持续攀升，将“美国制造”挤下了神坛。二战后美国企业之所以能独步天下，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领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日本等国工业基础在战争中被摧毁殆尽，无力同美国展开竞争。但在20余年的重建和复苏后，德国、日本的工业能力重新接近美国，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对美国的反超。

最能体现三国激烈对抗的领域莫过于汽车工业。相对于大排量、外形粗犷的美国车，德国车设计更加美观，日本车经济耐用，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车展开了强有力的竞争。外国车甚至也打开了美国消费者的心门，1969年大众在美国卖出了55万辆车，丰田紧随其后卖出近13万辆，美国汽车厂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市场中的进口车比例越来越大。

1970年到1980年，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从36.17%下降到了25.48%，同期日本GDP全球占比从7.16%上升到9.85%，其中1978年更是达到了11.83%，欧盟GDP全球占比从27%上升到33.26%。美国发展速度放慢，财政赤字加大，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经济实力下滑。

国际市场竞争不过，国内市场又丢城失地，美国制造业优势下降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商品出口越来越少，而进口需求反而增大，国家财富向外流失。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0年以来的第一次商品贸易逆差，敲响了美国制造业的警钟。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在经济、财政政策上频频失误，也加速了制造业的衰退。**1966年美国派兵全面介入越南战争。越战泥潭成为美国政府财政上的无底洞。整个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直接开支达到1680亿美元，占到当时GDP的15％左右，更有上千亿美元间接开支用在士兵福利和家属抚恤上。越战初期，美国经济尚属繁荣，突然出现的大量军事采购订单让商品一时间供不应求，加速了当时的物价上涨速度。

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民主党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构想，旨在消灭美国社会的绝对贫困。在他的安排下，美国政府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底层民众福利。虽然约翰逊的计划有助于缩小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但客观上加重了美国企业的人力成本负担，也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70年代初美国的通货膨胀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于进口商品，美国货在价格上更具劣势了。

最终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不但拖累了经济发展，更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长久以来，美国一直依靠商品出口回流海外美元，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但当美国制造业称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后，商品贸易的顺差转为逆差，美元流出速度加快。这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再满足其他国家手持美元、购买黄金的全部需求，部分国家央行就开始对美元投出不信任票，抛售手中的美元。国际资本担心美元即将贬值，也顺势抛售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元资产，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股市大幅下行。在各方抛售的压力下，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和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崩溃。

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为了继续支持美元霸权，美国政府开始着手构建石油美元体系。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以美国向沙特购买石油并提供军事、安全援助为条件，换得沙特继续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同时美国为沙特的石油美元回流国内金融市场提供便利。从此石油代替黄金重新为美元做了背书，让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下继续勉强维持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1973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因为在背后支持以色列，成为了所有中东产油国共同的敌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旋即决定减产，并对美国展开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全面发酵。石油危机对美国股市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美国股市指数下跌了40％，成为二战后美国股市最惨烈的一次崩盘。

这次石油危机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个方面打击了股市情绪。首先是石油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短缺和油价上涨，两年内国际原油价格就从2.48美元/桶飙升至11.58美元/桶，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的工业产品涨价压力巨大。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CPI增速均涨至10％以上，飞速上涨的物价降低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回报，从而引发了股票抛售。

美国本是一个具有丰富油气资源和开采能力的国家，在市场调节下，油价上涨会促进本国石油企业最大化利用已有产能，进而增加本土石油产量，缓解石油供给缺口。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1971年，尼克松总统为了抑制当时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用行政命令限制本国出产的石油价格。当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石油价格已经上涨至10美元每桶以上时，美国本土企业出产的石油价格仍被限制在5.25美元每桶。行政干预极大的损害了石油企业的生产热情，在油价高涨的70年代，美国石油产量不升反降。错误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反而扩大了美国的石油供给缺口，并使得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时，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较第一次更加恶化了。

另一方面，石油危机前能源价格长期低廉，让美国人养成了肆意挥霍资源的习惯。很多美国出产的商品也依照美国人的消费习惯设计，并未考虑到节约能源的需求。但当石油危机袭来时，石油价格数倍上涨也让富裕的美国人难以承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不但削弱了美国人手中财富的购买能力，更让美国人偏好外国制造的、能源节约型的商品，进一步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将经济拖入衰退当中。

为了托底经济，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扩大政府开支和货币投放，增加需求。但这种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通胀，并继续将消费者推向优质节能的进口商品，不利于本土制造业。从此美国经济于70年代中后期陷入了“通胀-衰退”的恶性循环，股市也因为经济的阴晴不定而波动加剧，表现不佳。

在这种大幅震荡的行情中，投资者更倾向于购入确定性强的大盘蓝筹股，导致70年代美国股市呈现出一种大盘股表现好于小市值股票的现象。其中50只大盘股被投资者提炼出来，冠以“漂亮50”（Nifty Fifty）的称号。机构投资者因为抱团持有这些大盘股，所以收益率普遍高于散户。以往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散户、个人，为了收益的稳定，也开始追捧起股票基金，推动美国股市在机构化的道路上前进。

回首二战后30余年美股的波荡起伏，我们就能发现，这一时期美股的历史其实是一段美国制造业兴盛、巅峰、以及衰落的历史。到70年代后期，由制造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在美国遭遇重重问题，社会上下也在不断思索新的经济驱动模式，并最终引发了80年代初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之后美国顺利地找到了新的经济发展方略，并再次迎来了美股牛市，不过那就是一篇新的故事了。

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的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新支柱

在石油危机、国际激烈竞争等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政府决定提前进行产业转型，采取有效措施，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各个工业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高级技术，注重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如微能源、电子、新材料等高价值、低能耗的产业，同时将钢铁、造船、化工、汽车、家电等向国外转移。

**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算机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是本轮牛市的起点。**与50、60年代主要由IBM公司引领的大型计算机革命不同，这一次计算机革命的最明显特征是各家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就是小型个人计算机的惊艳亮相。在大型计算机的时代，一台机器体积占据数个房间，价格动辄上百万美元，通常只有大型企业才会采购，并构成自动化生产线的中枢。

直到1971年，英特尔公司（Intel）发明了第一款商业微处理器Intel 4004，才让小型计算机设备的出现成为可能。1977年，苹果公司（Apple）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苹果II型个人电脑，这台电脑在微型处理器的基础上，配备键盘、显示器、声卡，极大优化了人机交互体验，其1000多美元的价格也十分亲民。苹果II型一经推出后就引燃了市场热情，计算机从此进入大众的视野，而不仅仅是制造工厂、院校实验室的专属。

与大型计算机不同，小型个人电脑适用于个性化的工作场景，更能够提升服务型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例如小型电脑很早的就应用在美国的电影工业中。

不只是电影行业，个人电脑提升服务业效率的例子还有很多。80年代初，部分先知先觉的金融机构也探查到计算机技术将带给行业的革命性变化。例如富国银行率先利用计算机的效率优势，从加州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见证了个人电脑对工作的巨大帮助后，以往很难接触到计算机的中小企业在80年代初相继购入电脑设备，推动电脑市场规模在1980年至1982年间迅速扩大，成为一个年销售额接近百亿美元、增长率高达30%以上的市场，可谓是一片蓝海。为了分得行业增长的红利，惠普（HP）、戴尔（Dell）、IBM等计算机企业相继杀入个人电脑市场，推出明星产品，一时间个人电脑市场产品百花齐放。1982年至1983年中的一年半时间，惠普股价上涨了130%，IBM股价上涨了140%。

科技的崛起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各行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尤其在1995年以后，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加快，1990-1995年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24%，非金融行业为3.37%，商业和非农行业分别为3.46%和3.47%，到了1995-2000年间，制造业上涨到9.7%，非金融行业达到 5.98%，商业和非农行业分别上涨到 5.36%和5.17%。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快了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就业看，美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80年的65.6%上升到2000年的73.96%。而同期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3.6%下降到1.62%，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从30.8%下降到24.42%。

从产业增加值上看，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3.57%上升到1999年的72.7%，而同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9%下降到1.1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33.53%下降到22.55%。其中高科技产业发展明显快于传统制造业，1987年到2000年，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3.4%增长到6.2%，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下降到2000年的15.1%，作为信息产业的代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8%增长到2.2%，而传统制造业如机械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3%下降到1.1%。高科技产业逐渐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第一产业：0.8%，1700亿美元

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畜牧业等产业，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出口国，但第一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其实只有0.8%！

第二产业：19.2%，4.1万亿美元

耐用品制造，如芯片、家电、电脑、手机、汽车、游艇、船舶、机械、家居用品、金属制品、厨房用品等，创造GDP约9800亿美元，占比4.5%；

消耗品制造业，如食品、饮料、酒水、纸张、建材、纺织品、化妆品、化工原料等，创造GDP约9400亿美元，占比4.2%；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创造GDP约9000亿美元，占比约4.1%；

建筑业，创造GDP约8800亿美元，占比约3.9%；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创造GDP4200亿美元，占比1.8%；

军工制造，创造GDP约2000亿美元，占比0.8%；

第三产业：80%，17.2万亿美元

房地产业，创造GDP约2.67万亿美元，占比约12.5%；

批发和零售业，创造GDP约2.53万亿美元，占比约11.8%；

金融服务业，创造GDP约1.6万亿美元，占比约7.5%；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创造GDP约1.5万亿美元，占比约7%；

医疗卫生业，创造GDP约1.46万亿美元，占比约6.8%；

息服务业，创造GDP约1.2万亿美元，占比约6%；

行政管理和废物处理，创造GDP约6400亿美元，占比约3%；

住宿和餐饮业，创造GDP约6200亿美元，占比约3%；

电视通信，创造GDP约5150亿美元，占比约2.4%

保险业，创造GDP约4300亿美元，占比约2%；

居民服务业（安装、修理等），创造GDP约4000亿美元，占比约1.8%；

法律服务，创造GDP约2800亿美元，占比约1.3%；

教育，创造GDP约2500亿美元，占比约1.16%；

出版业，创造GDP约2400亿美元，占比约1.1%

文化、体育、娱乐业，创造GDP约2000亿美元，占比约0.8%；

......

互联网时代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把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联系起来，互联网诞生。这种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刺激了投资者。但由于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操作困难，再加上第一代个人电脑的昂贵和笨重，因此在最开始的20年中，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最初的常用网络，如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一开始甚至没有连接到更广域的互联网，即使后来连接上了，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像围墙内的花园，不允许直接导航到域外网页。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当时，位于瑞士和法国边界、研究高能粒子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第一款原始浏览器，他预知性地称之为万维网。那时，他只是试图将该设施中无数台不同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但是偶然地，他连接了世界。这轰动了金融市场，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伯纳斯·李的第一款浏览器在满足普通用途时仍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他程序员改善。199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NCSA（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发布了马赛克浏览器，它是一种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相对容易安装和使用的浏览器。马克·安德森领导了NCSA团队，他当时还只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那里与持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吉姆·克拉克一起合作。那时的克拉克已经于10年前创立了视算公司，其主要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在技术术语上，这种设备是一种“计算机工作站”，是为特定任务设计的一种设备，通常需要运行专有的操作系统和软件。20世纪80年代，工作站制造商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种盈利能力只是一个黄金陷阱，因为它们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功能更强大的个人电脑取代。

克拉克预见到了这种结果，但他无法说服公司管理层相信这一点，于是他沮丧地离开了视算公司，因为他不仅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偏离方向而感到愤怒，而且不满于自己的股份仅值2000万美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创造了巨大个人财富的行业里工作了十几年，相对于付出的创造力、领导力和辛勤工作，以及承担的风险，这一估值较少。”他发誓，下次一定要有更多的控制权，得到更好的回报。

1994年，克拉克和安德森成立了马赛克通信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满于他们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要求他们换个新的公司名称；于是他们改名为网景通信公司。和马赛克通信公司一样，网景通信公司的浏览器也是免费提供的，并很快传播开来。到1995年中，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为电脑屏幕右上角带有字母N的地球图标而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他们在线且可以从全球任何地方访问网页。

与此同时，克林顿公布了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计划，又名“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美国自此步入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兴起驱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繁荣。在1990-2000年期间，美国在信息类设备投资同比增速始终维持在高位。

在消费端，1990-1997这段时间，美国家庭电脑的拥有率从15%增加到35%，计算机从一个奢侈品变为家庭必需品。四年时间，互联网用户达到5000万。而达到相同用户数量，电视机用了13年，收音机用了38年。有专家表示，互联网价值增长的比率是几何型的。

1994年贝佐斯决定利用互联网卖东西，最终他选择了买卖书籍，并创立亚马逊，很显然，他的选择非常正确。3年后，1997年，亚马逊登录纳斯达克。贝佐斯提出互联网思维，不把盈利放在首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先获得用户，占有市场。

同时Ebay也诞生了，他是一个类似网络二手交易商城，用户同样迅速增加。

随后一家专做浏览器的公司上市，从公司创立开始两年上市，上市当天公司市值达到29亿美元，比肩百年历史的通用动力，而通用动力当时上市已经43年。

自此，大批公司开始互联网化，很多公司在原有名字后面加一个.com，公司股价马上就会涨几倍。

科技发展除了产业政策支持外，还需要资金投入，相比传统行业可通过抵押资产获得融资，新兴科技产业由于处于起步期加上轻资产占比较大，很难通过抵押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快速扩张的产业规模，因此股权融资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选择。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以电脑、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从IPO数量上来看，1980年至1999年，信息技术、金融、可选消费与工业行业中的企业IPO数量位列所有行业前四，分别为278、187、181与138家。

1978年《美国国内税收法案》中的401K条款规定贡献确定型养老金享受税收递延或优惠，同年美国劳工部准许养老金计划投资于新兴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从此，以401K为代表的长期稳定的养老金，成为了美国股权投资基金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新兴科技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其占股权投资基金的比重从1978年的15%逐步上升到了1994年的47%

为了使华尔街更好地迎接经济发展，纽约股票交易所就一直在进行开始改革。1950年从美国本土向其他国家一共打出100万个越洋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转接，而且还需要事先预约。到了1970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电话费用的不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2500万个。此后，随着微处理器取代接线员，通信卫星大大提升远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线下降，这一数字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到1995年超过了28亿。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近3000倍。大多数这种通信已经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只要通过计算机联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瞬间传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类就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平衡内外压力下催生的互联网泡沫

当人类历史走进新的千年，世纪之交的钟声敲响时，美国正处于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又一巅峰状态。此刻环顾全球，美国的霸主地位无可撼动。在政治上，1991年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民主的灯塔”更加耀眼，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在向美国看齐。在经济上，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暂时没有另一个国家能向美国发起经济挑战，美国GDP第一的优势地位看起来无法逾越。

与此同时美国的股市也如同美国的国运一样，正在享受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最后的繁荣。1999年末标准普尔500指数一举突破1400点，自1995年互联网革命以来上涨了214%。若将时间周期拉长，美股指数自80年代里根经济改革以来更是上涨了970%，平均下来每年的回报率超过13%。每一个投资股市的美国家庭，都充分享受到了国家繁荣昌盛带给他们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牛市的肥沃土壤也孕育出了诸如沃伦·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师，他在80年代投资可口可乐、90年代投资富国银行的财富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80、90年代美股的投资者结构也延续了70年代的演变方向，机构投资者逐渐居于主要地位。随着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开始参加工作，养老金缴纳人数增多，美国的养老金规模从1980年的1.7万亿膨胀至1999年的9.3万亿，占美国GDP的比重超过80%。美国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普通人购买投资方向更加多元化的私人养老金产品，例如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401（K）计划、具有税收递延功能的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等，为养老金入市创造了条件。

私人养老金体系普及之后，资金流入稳定、长线持有股票的养老金不出意外的成为了美国股市中的“定海神针”。有了养老金作为基本盘，美股的波动性大大降低了，进一步吸引了其他追求长期回报和可控风险的资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间接帮助了20年牛市的产生。

在这20年中，不但标普500成分股总市值从9300亿美元上涨至11万亿美元，其背后的行业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上一章节提到的，这20年是美国服务业崛起的20年，信息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在股市中扮演主角，而传统的制造企业则逐渐退出了这个舞台。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一年，标普500指数中信息技术公司的市值占到了整个指数的接近24%，金融机构市值占比从80年代初的6%翻了一番。而工业、采掘、能源等传统行业在指数中的市值占比已经从50%压缩到了15%左右。在70年代，股市投资者的目光聚集在波音（Boeing）、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杜邦公司的股票上，而到了90年代他们更喜欢讨论微软、英特尔和思科（Cisco）。

在金融政策方面，克林顿在上台支出即面临如何解决联邦巨额财政赤字（当时高达2900亿美元）的问题，同时财政赤字也被视为美国其它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财政政策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克林顿上台后推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采取与里根和老布什不同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大大增加了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为更好地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创造了条件。

美联储主要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保持利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为避免紧缩财政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美联储适时对利率进行微调，并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避免了利率大幅波动对经济的冲击，促进了经济增长。由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美国可以更方便地通过输出通胀的方式，避免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90年代美联储更加偏向鸽派。在9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经济还处于上一轮的衰退期，美联储在1990年7月到192年9月间连续逐步降息17次，将短期利率从8%降到3%。其主要特点是小幅微调，在此期间，只有3次调整幅度为0.5个百分点，其余都是0,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联储还综合运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利率的下降大大减轻了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促使投资与消费上升，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为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运用了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随机行事的灵活货币政策。1994一1995年在有通货膨胀征兆的情况下，连续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由3%提高到55%),其目的是防止1994年上半年以来因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跌业率下降可能写引发的通货膨张，使1995年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保持适度的增长。1996年年底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又出现升温现象，美联储在17年3月再次将联邦基金利半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使官方短期利率基本维持在5%一5.5%之间，经济增长控制在3%左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在美国股市持续上扬的情况下，美联鬟够审时度势，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具有前瞻性的货政策，有效地保障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1997年和1998年，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从泰国货币——泰铢的崩溃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最初，不断演变的传染并没有引起格林斯潘的警戒，因为这些亚洲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到1997年底，韩国，一个驻有数万美国军队的富裕国家，也陷入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被迫做出反应。美联储和财政部强有力地支持美国银行以尽可能低的利率保持向韩国贷款，而且不仅对韩国，对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国外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这些外币的汇率，使美元升值。

国际金融的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债务违约和卢布贬值。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因为有一家大型知名美国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俄罗斯国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该基金公司持有的大量债券价值蒸发，这威胁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并重创了世界各地的股价。他组织私人银行对该公司进行救助，还通过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放松信贷，并将其维持在低水平整整一年。

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下，股市迎来了快速上涨时期。2000年2月，纳斯达克市盈率达到惊人的200倍，互联网泡沫达到极限。随后美联储意识到泡沫的严重程度，开始加息，3月10日，也就是加息后一个月，纳斯达克到达历史顶点，开始极速下落，4月一个月跌幅超过25%，连跌两年，跌幅超过75%，52%的互联网公司破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亚马逊和Ebay，市值也跌去一半。

3月13日，大洋彼岸的日本传来消息，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率先开盘的日本股市大跌。出于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美国投资者的投资策略转向保守，卖出科技股并买入传统行业蓝筹股。当天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但代表传统工业股的道琼斯指数却以收涨而告终。在这种投资风向的转变下，随后3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大涨了7%。

3月20日，《巴伦周刊》（Barron's）刊登了一篇名为《燃烧殆尽 警告：互联网公司将很快耗尽现金》（Burning Up Warning: Internet companies are running out of cash -- fast）的文章。该文章尖锐的指出，按照现在的速度，至少51家互联网上市公司将在未来12个月内花光他们的现金。这篇文章引发了股市投资者对互联网公司财务状况的普遍担忧。

4月3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官裁定，微软公司在计算机软件行业享有垄断地位，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同时公司强行将IE浏览器和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是不正当行为。根据法官判决，微软公司应该一分为二，其操作系统部门和应用软件部门应当被拆分为相互独立的公司 。这个十分不利的裁决下达后，微软公司的股价当天大跌了15%，并带动整个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8%。

一系列负面事件和股价暴跌，最终引发了投资者对互联网行业的重新审视。冷静下来的投资者发现，互联网行业的前景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就当下的基本面和财务数据来看，互联网公司股票估值的确过高了。投资者的美梦和互联网泡沫一同破灭，一场针对互联网股票的大逃亡开始了。

2000年早春时节，上个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大牛市终于落下帷幕。正如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泡沫一样，由于网络股股价异乎寻常的上涨而产生的泡沫也不可避免地破灭了。除去宽松的信贷环境外，这些股价的上涨完全建立在人们对网络公司未来盈利的期望之上而没有太多现实的根据。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运河概念股、20世纪20年代的航空概念股也经历过同样的命运在2000年初，纳斯达克指数曾经突破了5000点，是短短5年前的5倍，但到2000年年底，它下跌了一半。 美国经济也在2000年开始整体降温，这带动了其他股票的下跌。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跌幅虽然没有纳斯达克指数那么大，但是两者也都从2000年初的高点开始下滑。2001年，美国经济继续在衰退之中挣扎，股市进一步下跌接着就是“9·11”。在一个美丽而清爽的夏末的早晨，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上了世贸大厦，世贸大厦随后轰然坍塌。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纽约的金融区罹难的人数超过2500人而毁掉的办公面积比大部分美国城市整个城市的办公面积还多。附近的许多大楼都受到波及，数月之内将无法使用。曼哈顿的下城整个区域覆盖上了厚达几英寸的水泥尘土。清理工作长达9个月的时间。(位于华尔街街头的三一教堂的庭院有数英亩的面积，它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志愿者们负责清理，因为海岸警卫队的创始人一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埋葬于此。)

对于纽约和美国经济而言，这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达4天之久，这是自1914年之来时间最长的连续停止交易。而美国所有的民航航班也禁止运营长达数天。 “9·11”加深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也延长了衰退的时间，重新开盘的股市直线下落。在2002年，纳斯达克指数一度下跌到1300点的低点，与最高点相比跌幅为74%。标准普尔指数也下跌了52%。 2002年秋，先是美国经济，随后是华尔街，再次遭到重重的一击。美国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一-安然公司(Enron)陷于破产。人们发现它的财务报表完全是一套谎言。安然的股价跌到近乎于零，许多投资者和安然公司的雇员们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表面上看，当互联网股票行情达到顶峰的时候，一连串看似不相干的偶然事件打击了投资者对互联网公司的信心，并引发了股票崩盘。但熊市背后有更深层的、必然性的经济逻辑。

其一便是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决定了互联网行业不可能永远维持高增长和高估值。互联网企业的指数式扩张，依靠的是90年代末计算机硬件（计算设备）和软件（互联网）快速普及所带来的行业红利。然而到了2000年，已经有近一半的美国人接触到互联网，并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客户。同样是增长1倍，互联网普及率从5%提升至10%很容易，但从50%提升至100%却很难。当互联网普及进入到下半程，市场规模和企业营收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直至停滞。此时投资者再按照过去的增长速度，给予互联网企业高估值是不合理的，股票价格必然会面临回调。

除了行业增长速度放缓以外，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入市场，加剧了企业间竞争，也是影响财务表现和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刚开始顺风顺水的网景公司，半路被微软公司推出的网页浏览器截杀，市场占有率下滑，最终不得不卖身于他人 。即使强大如拥有垄断地位的微软公司，也没能逃脱监管的重锤，被迫引入竞争者。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Chrome、Firefox等第三方浏览器而抛弃IE，就是监管引入竞争者的结果。随着互联网中的各个子行业相继被商家挖掘、填满，互联网再也不是90年代末那个拥有未知天地的“蓝海”了。

最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大幅收紧，成了压垮互联网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1996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评价当时股市中初露苗头的资产价格泡沫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不过崇尚自由市场、去监管的格林斯潘，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立即通过货币手段管控股市泡沫。直到3年后，长期的经济繁荣、互联网投资高速增长，给美国带来了些许通胀压力——当时美国的CPI指数有突破“3”的迹象，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这才开始于1999年夏天缓慢加息。到2000年初，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已经被提高了75个基点。2000年2月，在看到政府及企业较为妥善的解决了“千年虫”问题 之后，美联储重回加息轨道，短短3个月内大幅加息100个基点。

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大幅加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投资股市的资金成本显著提高，股市的回报相对下降。因此部分投资者更倾向于从股市撤出资金，购买高利率的固定收益产品。对于处在扩张时期、仍在“烧钱”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央行加息恶化了本就存在的资金链问题，钱变得“不便宜”，企业只能以更高的成本从股票市场、风投机构和银行手中借钱，进一步放大了亏损。两个角度相结合，最终加速了互联网股票泡沫的破灭。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互联网泡沫带给人们的教训值得铭记，但在具有百年历史的美国股票市场，这种新兴行业泡沫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在19世纪美股就经历了一次铁路行业泡沫，后有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行业泡沫。回顾每一次新兴行业风口兴起、泡沫破灭，其实都可以归因于行业周期和金融体系的共同作用。

逆周期调节——房地产的历史使命

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接近尾声，而新技术尚未形成，整个工业领域似乎进入了青黄不接的时代。

2001年9月11日晚上，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12个小时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向美国民众承诺：“恐怖袭击可以动摇大厦的根基，但却动摇不了美国的根基。这些行为可以摧毁钢铁，但却摧毁不了美国人民钢铁般的意志……美国的金融机构依然强大，我们的经济还会照常运转。”

虽然布什总统的话语很坚定，但是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驱动美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火车头——互联网产业——已经完全停止运行。恐怖袭击又进一步给经济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导致美国在2001年3季度的GDP增长仅有0.5%，4季度又进一步下滑到0.15%。经济表现乏力，刚刚经历恐怖袭击、心有余悸的美国人这时亟需一个支撑点，来重启对国家和经济的信心。

美联储率先开始了动作。为了刺激经济，2001年美联储一口气将政策利率从6%调降至2%以下，这是二战以来也少有的极低利率水平。低利率环境显然对商业投资的恢复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新兴互联网产业刚刚经历了股票崩盘的打击，企业信心远不能说是恢复正常，美国投资者仍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口、或者说产业增长点。然而在其他主要产业中，美国传统制造业早已大势已去，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此时人力成本低廉、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才是制造业投资的首选地。

这时另一国民经济支柱部门——房地产行业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在当时房地产投资占到了美国总体私人投资的3成，行业产出占美国总产出的12%左右，可谓举足轻重。不仅如此，若房地产业向好，还可以同时促进上下游的材料、建筑、公共事业、金融、家具家电等行业的发展。90年代初，因为政府降低了移民门槛，赴美移民人数大增，同时经济繁荣提升了民众收入水平，美国的房地产需求一直非常旺盛。即使在互联网股票崩盘期间，房地产价格也没有出现大的回调，这让投资者对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充满了信心。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个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200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所有权和经济机会法》（American Homeownership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2000），旨在降低购房门槛和贷款申请要求，为教师、警察、原住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低首付、政府保障、利率优惠的房屋贷款。2003年底国会又通过了《美国梦首付法》（American Dream Downpayment Initiative），为每个初次购房的低收入家庭最多补贴1万美元或房屋价值的6%，这就使得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时甚至可以做到零首付。

这些法案不但旨在解决房地产市场上种族差距问题，扩大住房自有率，促进社会平等，更可以刺激房屋建设和销售，引导经济重归繁荣。在政府推动下，美国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贷款（即次级贷款）门槛大幅降低，美国住房自有率顺利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配合低利率环境和充足的货币供给，美国经济在2004年强劲复苏，GDP增速再次超过4%。

家庭债务/GDP：

不断高涨的房屋价格，带来了2004-2005年的房地产建设热潮，同时也让美国股市从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的低谷开始回升。虽然由于历史和法律等原因，美股中缺乏大型房地产公司股票，不能直接体现出这个市场的繁荣。但地产上下游行业股价的强劲上涨，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期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热火朝天。受建筑开工需求推动，2003年至2006年美股回升期间，地产相关的能源、公用事业、原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特别是能源行业还额外受到了伊拉克战争、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的利好影响，上涨接近150%。

任何行业都有周期，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如此，历史悠久房地产行业周期性更为明显。在联邦政府财政补贴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以至于积累了泡沫。当地产泡沫破灭之时，美国经济将不可避免的迎来另一次衰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周期话题了。只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美国政府在十几年前为了刺激经济而做的另一政策举措，会成为继地产衰退之后的又一颗重磅炸弹，撼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

次贷危机

2007年夏天，一连串危机的警报在美股股市中此起彼伏，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7月10日，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下调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引发了债券抛售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很快诸如法国巴黎银行等外国银行和沃尔玛、家得宝等实体企业，因为购买了美国次级贷款证券而预警亏损，“次级贷款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这一名词开始为世人所知。到了2007年底，次贷危机全面发酵，美国、欧洲、日本等购买了次级贷款资产的主要商业银行因为债务违约、资产价格下降而普遍亏损、现金流枯竭，各国央行开始出手向银行系统注资，次贷危机此时已经演变为了金融系统危机。因为银行的资金紧张，实体企业信贷供给中断，也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活动日渐萧条，失业率上升，又进一步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和债务违约。股票市场也感受到了经济的寒意，掉头向下，拉开了接下来16个月熊市的序幕。

到了2008年，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螺旋式衰退已经无法抵挡，一连串著名的金融、实体企业成为了金融危机的牺牲者。9月份金融危机达到最高潮。

至此，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为自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股市在危机期间下跌了58%，2009年实际GDP缩水3%，且失业率飙升至10%。为何这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如此严重？原因还是要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两方面去寻找。

从根源上来说，房地产周期性衰退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004年开始的房地产建设浪潮，增加了商品需求，为美国带来了一定的物价上涨压力。美联储因此进入加息通道，以遏制通货膨胀问题。到了2006年中，美联储在2年内总共加息了400个基点，通过大幅提高借贷利率的手段，房地产投资势头终于得到了控制，物价上涨速度也有所缓和。

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房地产行业的每一次周期性下行，都会引发经济衰退。但这一次房地产行业衰退的幅度较往常的更深，危害更大，很大程度上需要归咎于美国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所产生的房市泡沫。在政府补贴政策的推动下，许多本来无力购房的民众也能够以较低首付、甚至是零首付获得房屋贷款。但是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收入能力下降，便会导致贷款违约，这便是“次级贷款”的由来。因为住宅自有率——或者说可以买的起房子的人群比例存在天然上限，过去政府越鼓励次级贷款，提高住宅自有率，那么未来违约的人数就会越多，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就越大。

除了房地产衰退以外，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实行金融自由化战略，最终培养出了缺少监管的金融体系，是帮助危机扩散至整个实体经济、乃至全世界的“元凶”。1999年，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该法案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美国金融机构得到大松绑。很快各大商业银行就组建了投资银行部门，开始进行金融创新，以图获取更多利润。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资产证券化，由各投资银行和房利美、房地美将金融资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房屋贷款从各个商业银行手中购买过来，重新打包、分层，组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再出售给具有不同信用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如国外商业银行、共同基金等。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缓释房贷违约所产生的偿付风险，投资银行还创造了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等复杂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相当于一种保险，让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机构在房贷违约时获得赔偿。这些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除了具有对冲风险的功能，也可以成为投机工具，各大投资银行在2004、05年的房地产上行周期中，大量持有该种金融衍生品，并获得了不菲的利润。然而在房地产衰退周期中，大量次级贷款违约，这些金融衍生品进一步放大了亏损，让投资银行和保险机构“输光了家底”。

因为这些眼花缭乱的衍生产品存在，信用评级机构无法摸清底层资产的真实情况，便盲目给出高评级。使得这些房贷资产在经过包装后，信用良好到甚至可以匹配国债。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在看到高评级后，“放心”地购买美国的次级贷款证券，却没想到其中隐藏了巨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不但证明了美国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的失败，也证明了90年代美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资本天生倾向于追逐当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风险，因此一定程度上的监管是必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没及时发现金融衍生品中所包含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还通过10年前被合法化的混业经营模式，由投资银行传导至商业银行，进而影响到了实体经济。

因此不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华尔街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抗议，“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时甚嚣尘上。连一手推动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声誉受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批评。贝拉克·奥巴马上台之后，重新启用了过去因坚持监管而被里根总统赶下台的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制定了“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严格限制银行业自营、衍生品交易，并赋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责任。而沃尔克、格林斯潘两人传奇职业生涯的起起落落，则成为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道路的历史缩影。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二战后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金融资产出现了二战之后唯一一次资产贬值。

次贷危机始末：美国房地产是怎么崩盘的？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6082735

移动互联网时代

2010年6月7日，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史蒂夫·乔布斯 （Steven Jobs）登台向在场观众、以及全世界介绍了苹果公司最新研发的智能手机“Iphone 4”。他背后的屏幕打出了这款Iphone的广告语“再一次改变世界”（This change everyting. Again）。这句话当然是乔布斯对Iphone4这款产品的期许，但或许更是美国信息技术业界千万同仁的心声，他们希望能像推出互联网一样，再一次做出改变世界的成绩。

几乎同一时期，谷歌（Google）公司开发出了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并开放给其他手机制造商。苹果与谷歌两大阵营联手，将智能手机推向了全世界，他们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回报。从2009年至今，标普500指数上涨大约260%，但谷歌和苹果公司股价却分别上涨了6倍和20倍，苹果公司还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万亿美元市值公司 。

但实际上美国科技行业中成长最快的并不是苹果、谷歌这种硬件设备的设计、制造者，而是基于智能手机设备的应用软件服务商。它们的成长速度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公司一样令人惊讶。例如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Amazon）、社交巨头脸书（Facebook）、视频娱乐巨头奈飞（Netflix）。如今这些公司被美股投资者总结成一个新单词“FAANG”，并当作美国科技行业股票的代名词。

当然，金融危机之后美股大盘总体上涨超过2倍，也不能全部归功于这些科技明星的带动作用。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也是推动股市上涨的关键因素。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不但将政策利率一降到底，接近于0，更是先后实行了3轮量化宽松措施，主动向市场投放了3.6万亿美元基础货币。这些巨量资金，除了被美国企业用于投资建设以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股市，推高了美股的整体估值水平。今天美股大盘的长期市盈率超过30倍，在美股的百年历史中仅低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只能说是美联储宽松政策的“功劳”。

大通胀

2021年美国各级政府的官方投资约为8023亿美元，与上文提到的私人投资合计为49223亿美元，约为美国GDP总量的21.40%。我们经常说一个国家的GDP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组成，上述数据就是美国GDP的投资部分。

报告中公开的数据显示，包括居民、企业在内的“私人消费”在2021年达到了157416亿美元，再加上32503亿美元的官方消费，美国GDP中的“消费”总额达到了189919亿美元，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82.59%。

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金额合计约为24783亿美元，而商品、服务的进口额合计为33965亿美元——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净出口为“负918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为“负3.99%”。

投资占比21.49%，消费贡献率高达82.59%。换言之，包括消费、投资在内的“内部需求”已占据美国GDP的103.99%。在疫情期间，美国曾采取了规模较大的封锁、隔离措施，导致居民消费、企业生产运营大幅萎缩。

这对过于依赖内部需求的美国经济来言，压力自然是不可低估的。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考量，美国当局很快就将工作转移到了刺激经济复苏与发展领域——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

即便如此，美国居民和企业也依然受到疫情的压抑，就业率迟迟不能恢复，失业率仍处在高位——既然居民就业无法暴涨，就谈不上消费与投资的复苏了。于是美国当局亲自下水，实施了大规模的补贴政策。

换言之，居民和企业没有钱来消费、投资，那美国政府就发放给你们-——引导居民、企业的消费、投资复苏。只要保住了这两点，特别是保住了美国私人消费之后，也就等于保住了美国经济基本盘的稳定。

用一场开闸放水来解决上一场开闸放水带来的问题，用造成危机的方式来克服危机，或许没有人知道下次危机会从哪里开始，但从经验来看，危机一定会来。

所幸，新的技术正孕育而出。或许没有人清楚地知道下一场技术革命会在哪里突破，但从经验来看，新的商机一定会来。

未来风险——美债危机

大概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没想过，自己国家的债务问题会弄得这么严重。

在此之前，日本国债问题还要庞大而可怕，日本国债接近10万亿美元，是日本年GDP的224%，比欧猪国里的希腊180%还高。日本政府每年要将收入的24%拿去还本付息，日本十年期国债利率如果达到1%，政府就可以直接破产了，因此一直拼了老命压低利率（美国股市，日本国债，中国房市并称为全球三大泡沫）。

日本在2016年还发行过负利率的国债，就是说你拿100元买国债，十年后我给你99.5元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发国债，还达到了3.2倍的认购量，日本能把国债玩成这样有其特殊性，一是其一直在认认真真还利息，二是购买国债的92%都是日本人。

但美国的问题是，他的国债不是在国内消化的，而是全世界在帮他消化。

而且大家都担心，再这样玩下去，美国政府就还不起利息了。

现在全世界里，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3万亿美元，日本持有1.07万亿美元，巴西3000亿美元，爱尔兰2996亿美元，英国2740亿美元，跟美国闹翻天的俄罗斯现在抛售到只有149亿美元，美国内部也会购买美债，其中美联储就拥有2万亿美元美债。

如果有一天，美国真的还不上国债利息，世界各美债持有国，将被逼抛售美债，一旦美债被各国抛售，美元就会贬值，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全球金融市场就会陷入恐慌，可以预见的是，全球股市都会疯狂下跌，所有产品都会涨价，全世界将陷入一场灾难。

由美债引发的世界各国对美国与美元的不信任，正在得到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认同，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说，但一场反美元的战争，一直在悄悄地打响。

美债的逻辑——回顾200年国债史

一直以来，世界上众多经济专家或史学者经常苦苦思索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大不列颠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经济史专家麦迪逊估计按当时可比价格计算，大清国的GDP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到底是何原因使两个入侵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诘于此问，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结论多不外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入侵帝国的坚船利炮。这虽然不失为主要原因，却仍显笼统和肤浅。

经济学理论认为，适当的负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而适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控制债务水平。

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期间，战时临时政府“大陆会议”承担部分中央政府职能，发行政府债务、货币，筹集战争资金。但“大陆会议”无征税权。1789年，美国第一部《宪法》生效，联邦政府依据新《宪法》组建，并被赋予征税、借款、发行货币并“调节”其价值的权利。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指出，“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用以偿付美国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税收的使用范围是有非常量化的规定的。

新组建的联邦政府，承接了“大陆会议”及战时各州的积存债务。这些历史债务构成了第一批美国国债，共计约7100万美元，占GDP比重38%。由于金额巨大，美国也没打算彻底还清，而是趁此机会创立一个庞大永久的国债市场，不断地借新还旧，形成政府与金主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共生机制，彻底绑定大资本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一出生就是大资本家控制的国家，他们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至今也是如此。于是，一套以国债为基础的财政金融制度确立起来。策划者汉密尔顿被称为”国债之父“。

美债起源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美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负债状态。对于美国来说美债具有非凡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的立国根本。**美国诞生之初，就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财政逻辑：国债不是债务，而是财收收入的手段。它对国债和税收的理解，与中国完全不同。以后的美国，政府一旦要花大钱了，一定是发债，而不是加税。**依托资本市场的国债为美国各时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1861年，美国迎来了南北战争。美债一下子就飙升到了6500万美元的规模。到1863年时已经超过10亿美元，战争之后增加到了27亿美元。南北战争的结果如今我们都知道了，代表产业资本的北方集团击败了代表地主的南方农场主集团，释放了大量奴隶，使其以活劳动的姿态参与到工业部门的生产中，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就造成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偏向工业化道路，并在政策上全面倾向工业化。比如美国大幅提升对外关税，以保护民族工业不受到英国更为成熟的工业体系的冲击。用现在美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美国那时候在搞贸易壁垒，搞保护主义。同时美国政府大力投资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主动干预经济，为工业地区打通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到19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钢铁生产国。这雄厚的工业基础，也为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各种操作逐步走到世界第一，甚至经济殖民欧洲、日本、韩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掌控世界货币体系并为之后美元霸权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能获得如此的基础，完全离不开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大批举债而完成的南北战争。这是美国第二次基于国家举债，并通过债务带动的战争去完成新的扩张，借由新扩张实现了自身利益，维持了债务规模和信用，最终获得了长足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和抑制通货膨胀，发行了大约215亿美元国债，通过向欧洲出口军需品赚取外汇，美国由世界上最大债务国摇身一变为债权国，并且成功维持了金本位制度。英国则因为黄金流出过多，暂停了金本位，致使世界金融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但由于黄金的过快流入，以及战争期间政府物价管控的不力，一战结束时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较为严重，成为战后美联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战争期间，受政府赤字和军需品出口“双引擎”推动，美国经济增长迅猛。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切换，美国政府不断偿还债务，民众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消费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并催生出了20年代的经济繁荣。

60年代末、70年代，受通胀的推动，美国国债利率也出现了三轮上涨和顶峰： 1968年，约翰赤字引发了第一轮通胀，美债利率随之上行，截止至1970年初，美债利率已经由 5.5%上行超过230BP。随着尼克松政府的紧缩以及美联储加息，美国经济陷入竞退，通胀有所缓和，美债利率半年内回调200BP。 1972 年下半年，美国政府的宽松措施推动通胀重新回升，美债利率第二次进入上行通道。1973 年 10 月份中东战争与石油危机爆发美国通胀加速上行，美国政府再度进入紧缩周期。在通胀上行期间美债利率上涨超过 250BP，截图(AIt +A5 年9 月达到页峰。在紧缩政策的影响下，1975年下半年美国 CPI大幅回落，带动美债利率随之回落160BP 1977 年初，美国政府第三次财政、货币宽松引发了第三次通胀抬头，美债利率应声上行。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通胀和美债利率上升速度同时加快。1979年8月至1980年2月，短短半年美国CPI由11.8%上行至14.8%，上涨3个百分点，同时美债利率也快速上行了370BP，达到了历史性高位。

发生在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金融、科研、信息技术等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地位，不再具备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继续缩小。由于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急速扩大，美国只能依靠服务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平衡国际收支账户。到了21世纪，美国已经彻底完成了由“制造业立国”向“服务业立国”、“金融立国”的角色转变。

克林顿在任两届，第一届届满时国债总额是5.22万亿美元，年国债利息是3439亿美元，第二届结束时国债总额是5.67万亿美元，年国债利息是3619亿美元，如果说第一届的的5.22万亿比老布什离任时增长了1.22万亿属于每届总统的正常增长，那么，第二任结束时的数据就牛逼了，4年时间，美国国债仅仅增长了0.45万亿美元，放在今天，只够川普糟蹋两个月的。 克林顿手气不错，他接手美国时苏联刚倒，东欧剧变，手里头包袱少了，刚好碰上互联网浪潮，能放任削减福利，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当时美国国运之美好，可能未来再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环境了，这时候换谁当总统国家都会稳步前进，刚好克林顿又不作，他不好战，专注经济发展，促进投资增长，消减国防预算和联邦政府开支，仅上任五年，1997年时经济增长率就搞到3.9%，失业率从1992年刚接手时的7.3%下降到4.7%，通货膨胀从2.9%降至1.7%，1997年财政赤字仅有220亿美元， 克林顿这条实用型的“美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在他执政最后三年一年比一年牛逼，1998年美国政府不仅没有赤字，还赚了692亿美元，上一次发现这种事还是1957年，都是41年前的事了，活着两次见到这个现象的美国人不多了，1999年美国政府盈余1240亿美元，2000年美国政府居然盈余2370亿美元。199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更飙到不可思议的4.69%。 别人搞政府都在亏钱，他搞政府居然在赚钱，还一年比一年赚得猛。

小布什上任，成为美债的又一个转折点。2001年9月11号，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已经准备好了要打两场战争，一场打基地组织，一场打伊拉克。 打仗是要花钱的。 减税措施已经让克林顿留下的政府盈余开始锐减，两场战争及后续问题更让美国赤字开始狂飙，刹都刹不住，一直把危机留到今天。 减税方面，小布什的第一次减税在2001年，第一个法案旨在暂时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取消遗产税，第二次减税是在2003年，这个法案旨在减少公司的股息税并扩充原先减免的个人所得税。 战争方面，老布什的海湾战争主要由沙特和科威特买单，而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计算，仅到2009年时，伊拉克战争就让美国死亡4000人，伤者5.8万人，直接战争费用加上后期的抚恤成本等等共耗费支出3万亿美元，光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军就扔了800枚，这种导弹每枚价值160万美元，光战斧导弹就烧掉13亿美元，而每个月美军在伊拉克的支出就要160亿美元。 打击本拉登的阿富汗战场也老花钱了，根据2018年的数据，阿富汗还有16000名美军，一年要花掉450亿美元，其中人工费用就高达130亿美元，2010-2012年高峰期时，美军10万官兵在伊拉克一年就要烧掉1000亿美元（美军2019年现役约总数143万人），而中国2019年全年军费预算也不过1776亿美元。 小布什和切尼两大闷骚货用了八年时间，给自己和后面的美国总统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到现在都填不完。 2008年1月19日是小布在任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时候他已经跟切尼闹得不愉快了，他穿上西装，跟平时一样在早上七点到达椭圆形办公室，最后过一把总统瘾。 那天他给13个国家的领导人拨打了告别电话，像克林顿的最后一天一样签署了赦免令，等他签完特赦令收回钢笔时，他完成了总统任期的最后一项工作，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离任时的国债金额，从克林顿结束时的5.6万亿美元，并且都盈利了的良好财务状况下，被他搞到了10万亿美元。 夸张点说，仅仅用了八年时间，他手中的国债增额就达到了前面历任美国总统之和，而且这个坑挖得又深又宽，后面排着队上任的奥巴马和川普，所有意图帮助国债转危为安的意图还没开始，被他溺死在萌芽里。 小布离职这一年，美国国债总金额是10.02万亿美元，每年国债利息是4511亿美元。

奥巴马任期刚开始，就遇到了次贷危机。到2011年，美国国债金额达到14.34万亿美元。负债表里有7万亿美元是小布什的遗产，光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总共就负债3.1万亿美元，减税又搞掉了3万亿美元，而且像伊拉克战争和战后抚恤这一类的还得一年一年花钱，2009-2011年奥巴马自己只搞出了1.45万亿美元的债务，最大的开支还是0.8万亿美元的经济恢复法案，奥巴马花的都是救命钱，这0.8万亿美元是拿去拯救2008年金融危机的。

但面对美国国债这辆残破的专车，奥巴马深知其一点修好的希望都没有，他不仅没有踩刹车，反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了。 于是奥巴马同志，成为了下一个美债狂魔。 这是2005年至2015年美国政府财务支出表，从2008年到2011年，每年政府赤字过万亿美元，可见被布什拖垮的奥巴马基本放弃人生了，那时候媒体都叫他“赤字总统”。 国会都坐不住了，如果赤字再这样疯狂增长，利息一直堆高下去，美国国债就别想卖了。 2013年，神智恢复清醒的奥巴马同志，开源节流，终于将赤字控制在了6800亿美元。

奥巴马上台后，不幸遇到了神坑前任小布什跟信贷危机，美国政府赤字问题刚巧在他手里头炸了，连续几年过万亿美元，当时美国经济也在疗伤阶段，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任时，年GDP增长率没有出现超过3%的总统，平均年均增长率仅为1.6%。

到奥巴马离任时，美国国债总额20万亿美元，八年时间翻了整整一倍，年国债利息5000亿美元。

面对巨额国债，川普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奥巴马的心血——医改计划，废掉的原因之一是这项医改要花费政府9000亿美元。

川普是2017年1月就职的，到2018年8月，只花了短短20个月时间，道琼斯指数就从19000点上涨到26000点，而道琼斯指数从2008年8月12000点上涨到2017年1月18000点，花了整整220个月，截止到这篇文章写完时，道琼斯一直都还在26000点上上下下徘徊。 道琼斯指数每上涨1点，美国就会增加15亿美元金融财富，7000点就是10.5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增值3.5万美元。 这就是川普敢疯了一样向全世界开火的主要原因。 但川普也拦不住美国国债走向深渊。

两年半的时间，美国国债从川普接手时的20万亿，不减反增，成功跳到了22.2万亿美元。

那么，川普到底又把钱烧在了什么地方？我们以2018年举例： 美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叫强制支出，占62%，包括美国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金、联邦医疗保险项目和贫困人口的联邦医疗援助项目等联邦福利。 第二个叫国家债务利息支付，占8% 第三个叫可支配开支，占30%。这些钱用来支付政府的全部其他需要。美国联邦政府的可支配开支数目每年由国会来决定，因此也是国会唯一能够压缩的政府支出。可支配支出包括：紧急项目资金，军事开支，卫生和公共服务等。 上面三项唯一可以动的就是第三个可支配开支，但是看看美国一惯的做法，军费什么的也不能动，只会年年涨。

不能做减法，那可不可以做加法呢？ 2018财年美国的GDP增长2.9%，而税收也只增长了0.4%，而2018年中国GDP增长6.6%，税收增长了8.3%，美国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跟GDP增长速度不相符合，因此加法也做不了，再加上由于医疗和养老金支出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美国国债，几乎可以肯定，会无休止地一直膨胀下去。 美国国债问题，从老布什的正常发挥，克林顿的信心满满，到小布什埋下惊天大坑，奥巴马为了救经济自暴自弃，再到川普现今的无可奈何，历任五任总统，成为了美国政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

按照现在川普执政2.5年，美国国债增加2.2万亿的速度，如果川普执政8年，美国到时的国债总额应该在28万亿至30万亿之间，可能会是那时候美国GDP的120%-130%，达到现在意大利这种水平。 而到那时候，美国国债年利息将达到7000亿美元一年。美国政府能不能还清，还真是个问题。

事实上，2021年，美国的国债利息支付为4200亿美元，占到当年GDP的1.8%。而美国2020～2021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2%，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的部分，基本上都被利息支付给吃掉了。由于之前的零利率政策，美国未偿国债的平均加权利率也就是1.4%左右，进入加息周期之后，新增国债的利率不可避免要水涨船高，如果未偿国债的平均加权利率达到2%的水平，30万亿的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达6000亿美元，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就将超过2.5%。

债务就是债务，原本属于应急手段 ，如今似乎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或许谁也不知道是否有替代模式，或许谁也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附：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政府经历了许多战争和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越南战争、里根总统时期的军备竞赛、9/11事件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此外，美国政府还经常实行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和保障社会稳定，这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美国国债到底有多庞大？我们把它画了出来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解决危机时采用的方法完全有别于它曾经为面临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鲜明的政府强势干预的特点：部分国有化，加强政府直接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抑制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义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是美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知道，继续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国将滑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深渊。 其实，在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美国最初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危机爆发时，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性危机，而认为这不过是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危机政策。退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和任何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剧本一样，其中以货币政策为主。布什政府一开始就让货币当局在反危机中扮演主角。随着危机的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并开始出现体制性危机的征兆，这时，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加深了干预的程度，开始启用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期望解决信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期，政府对危机的判断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上。出发点是如何帮助企业和世界金融体系度过流动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美联储创造了一些新的非传统的政策手段，极度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目的是解决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困难。这个时期虽然有行政当局的微观干预和部分金融企业的国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货币主义范围内。在这一时期，政府依然幻想市场机制的自愈能力，还力图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解决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破产的原因。雷曼兄弟破产是市场法则的选择。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放任的市场行为急剧恶化了危机。雷曼兄弟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近3000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雷曼兄弟摧毁了当代市场原则的基本信条——互信。在经济危机中，和任何社会危机中一样，当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人们把政府当成最终的依赖。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投资者的信心被彻底摧毁了。投资者发现，没有任何力量会保障其投资的安全，市场不会，政府也不会。于是，信用进一步收缩，银行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冻结。美联储数以万亿计的增发货币进入不了真实经济里。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货币当局加大了流动性注入，行政当局也开始进一步走到前台，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这项购买以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虽然开始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但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计划。然而这次危机早已演变成金融体系的支付能力问题，是市场体系本身脱节的问题。当这个计划最终在美国国会通过后，人们已经看到了这项计划背后的错误判断。人们开始恐慌，危机进一步深化，信用进一步萎缩，银行间的信用也进一步冻结，美国股市连续8天下跌。在这个时候，决策者才发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时候，G7和G20开会，寻求国际合作。在这个时候，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到此，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国有化，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才是出路。美国宣布对部分银行实施部分“准国有化”的政策，开始用优先股的方式直接向银行注资。这种注资，为日后将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提供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退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始于里根，所以有人称这是里根主义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义的死亡。 在2008年反危机过程中，美国用行动体现了私有权的有限性而不是私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可以预见，国际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规范、更多的管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变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义任意挥洒，人类历史的浪潮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这是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大变革时代，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金融科技的鼎盛时期——盘点金融帝国的金融资产

作为二战后的全球霸主，在金融资产扩张的推动下，美国也逐渐从一个工业化强国，发展成为了金融帝国。按照市场价值计算，从二战结束后至2021年，美国的金融资产增长超过了300倍。在金融资产快速扩张的拉动下，美国总资产在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也出现了超过200倍的增长。

美国的金融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34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也超过了75%。

作为一个金融帝国，美国的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等金融市场领域。借助上述金融市场，美国构建出现代工业化社会最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美国经济的“面子”和“里子”

自建国以来，美国股市伴随着美国经济一同成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强国，道琼斯指数也从最初的40点上涨至2019年末的28000点。

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的股市就这个国家经济的“面子”，外部投资者可以通过股市最直观的了解到该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这也是本专题写作的目的之一。美国股市不但较好的完成了资本市场的使命，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通道，进而刺激经济成长。更用金融危机以来2倍以上的大盘上涨，反过来回馈投资者，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这个“面子”光鲜亮丽，至今仍是各国资本市场管理者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在当前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代表新兴科技的信息技术、医疗产业市值排名分列一二，在总市值中占比超过1/3，给了美股大盘源源不断的上涨动力，和本专题第一部分中英国股市的陈旧行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其他行业中，金融、电信、工业、耐用消费品板块市值占比在14%-9%之间，行业分布均匀合理，整体来看美股行业结构非常健康。

一个强大且健康的资本市场，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即使人均GDP高达62000美元，2018年排名世界第8位，其经济表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依然非常亮眼的原因之一。不过股市虽然能反映经济的一面，但却不是经济社会的全部。在股市这个“面子”之外，美国经济还有一张“里子”，一个相对更加失败的“里子”。

这个“里子”代表着被资本市场抛弃的美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尽管美国养老金可以入市，股市的财富增长看似由全民共享，但是实际上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没有充足的养老金或者股票资产，无法分享美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过去因为制造业发达，这一部分人通过在工厂工作，可以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但自从美国80年代开启“去工业化”进程之后，制造业岗位外流，财富分配倾向于少数高端服务业岗位，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最终美国经济的“面子”和“里子”越来越对立，这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华尔街”和“主街”的对立，从事高端产业人群和从事低端服务业、制造业人群的对立。

虽然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但由于人数众多，中低收入阶层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满，逐渐影响到了美国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传导到资本市场。例如旧金山居民对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抗议、“锈带”民众对全球化的反对。美国经济的“里子”，终于开始反噬到股市这个“面子”。

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诞生

现代货币理论（简称 MMT）认为，现代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并非先有税收，再有财政开支；反而是财政开支创造了货币流通，政府再通过税收回收货币。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政府会陷入财政危机，赤字相当于增加货币供给。基于该货币理论，MMT主张“功能性”财政政策。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而应以促进就业和民生为原则。

一、“央行货币”与“财政货币”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除了在金融危机和新冠期间实行量化宽松外，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有扩张。在美联储资产负债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却在持续扩张。

美国银行总信用与美联储准备金：

那么在金融危机前的数十年间，美联储少量的基础货币供给是如何支撑整个银行体系信用扩张的？可见“央行货币”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货币供给。这个答案必须到美国国债中去寻找。如下图，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稳定增长，而且与银行体系整体信用呈一定比例关系。

美国银行总信用与银行持有国债：

我们也可以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来印证这一点。美联储的资产中不存在外汇占款，也不存在货币工具贷款，在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几乎完全是美国国债。也就是说，美国货币的发行机制是“国债创造货币”。但是为何国债发行相当于货币增发？美国的银行系统如何实现无准备金信用扩张？国债发行和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详细地梳理美国国债发行与货币体系的互动关系。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如果将央行和财政合二为一，或者央行可以直接购买国债的话，那么政府就相当于直接印钞来消费。每当政府要赤字消费，央行购买国债，与此同时发行货币。此时基础货币的发行和国债的发行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时货币的主权性质凸显，货币不过是主权国家政府的债务凭证。当政府需要调集社会资源的时候（购买商品或劳务），政府凭空创造一种价值凭证作为支付手段，这张价值凭证没有任何实物作背书，不过是政府的债务凭证。

只要政府不承诺法币与任何实物（比如黄金）挂钩，政府发行货币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社会资源总量有限，一旦政府过度发行货币（透支政府信用），势必导致通货膨胀。

为了防止政府无限制地印钞，现代国家一般会将央行和政府独立开来，并通过立法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国债。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不需要准备金扩张，因为持有国债和准备金几乎是等同的，可以随时转换。银行的资产组合偏好决定准备金和国债的配置比例，而央行必须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协助国债和货币的转换，以实现目标利率。由于国债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银行通常持有国债，需要准备金用来清算时，可通过国债质押回购来获取准备金。在私人清算所，甚至可以通过划转国债抵押品来完成清算。所以整个银行体系中，只需要保留极少的准备金。因此就美国的货币体系而言，准备金的数量，即央行的负债，并不能完全反映基础货币的供给。鉴于银行体系把持有国债作为清算的基础，国债供给也必须被视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国债和央行的准备金，其实不过是主权货币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共同构成美国的基础货币，只不过期限和利率不同而已。

既然财政赤字相当于货币发行，那么就不存在政府“缺钱”的问题，政府负债过高也不构成任何偿付风险。无论政府有多少债务，政府总可以通过“印钞”来偿还。对政府债务唯一的约束来自于通胀，既然赤字相当于发钞，那么过度发钞难免会导致通胀，以及货币贬值，政府要想避免通胀，就不能无节制地支出。

相比而言，中国的财政不承担货币供给职能。一般公共预算需要税收来平衡，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则必须通过银行渠道获得资金，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必须以央行的准备金供给为基础。所以中国央行的负债构成全部基础货币供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央行是独立于财政的。任何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都可以无限制地发钞。当中国政府要实现特定目标时，同样不存在“缺钱”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国有企业以及政策性银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来实现，而央行必须提供相应的准备金供给来维持目标利率。本质上仍然是发行主权货币来“无偿征调”社会资源，只不过不体现为财政赤字而已。因此中国的债务问题不体现为政府债务过高，而是体现为国有企业债务过高。

MMT并不否定银行创造货币的中枢职能，相反MMT完全发扬了“债务货币理论”。MMT认为一切货币均由负债产生，每一分货币追溯其来源，都对应着某一笔债务。银行货币由银行贷款创造，而基础货币则由政府的负债来创造。如果没有人从银行贷款，则不会产生银行存款；如果没有政府的负债，则不会产生基础货币供给。

二、货币流量与收支平衡

由于货币因负债而生，任何一方的货币资产累积必定对应着另一方的负债。住户部门的资产由企业负债产生，企业的资产由银行的负债产生，银行的资产则由政府的负债而生。现代货币体系不过是一个层级负债体系。每一层级的债务必须要用该层级的资产（也就是更高一级的债务）来清算。住户和企业之间的债务可以用存款（银行债务）来清算，而银行之间的债务则必须用准备金（央行债务）来清算。

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划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大部门，那么就得到一个会计恒等式：

政府部门收支 + 私人部门收支 = 0

财政赤字意味着货币增发，故而导致私人部门积累货币资产；反之，财政盈余意味着回收货币，必然导致私人部门逆差。

如果把再把国际收支考虑进去，会计恒等式变为：

政府部门收支 + 私人部门收支 + 境外收支 = 0.

也就是说，境外积累该国金融资产，意味着国内部门必须逆差；国内顺差，则意味着境外负债 (以上会计等式均为货币流量计量，而非实物计量，即 Financial Flow)。

对美国而言，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为了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储备，美国国内必须持续逆差。该逆差要么体现为政府负债，要么体现为私人部门负债。正因为如此，美国可以通过负债消费来享受多于国内产出的商品，在国际收支上就体现为经常账户持续逆差。换言之，因为世界需要美元储备，使美国可以透支美元信用，来享受超额的国内消费，这是储备货币国家独享的优势。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贸易逆差是竞争力弱的表现，逆差导致入不敷出，所以债台高筑；而且美国国债很大比例被外国持有，存在债务风险。MMT认为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美国之所以能持续贸易逆差，恰恰是因为世界有积累美元的需要；而美元持有者希望将美元换成利息更高的债券，因此美国必须供应足够的国债，才能满足他国美元资产配置的需求。美国能维持多大逆差，能发行多少国债，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而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积累美元资产的需求。除非世界不再积累美元，否则美国的逆差和债务都不构成风险。相反，美国作为“负债国”，享受着“逆差”的巨大优势。

MMT认为，从本国人的福祉来看，进口意味着收益，出口相当于成本。不只是美国，任何国家如果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进口商品（意味着他国愿意接受本国货币作为资产），都可以享受进口超过出口所带来的额外消费。只有信用等级很低的国家，没有人愿意接受它的债务凭证，它的每一分进口都必须用相应的出口商品来偿付。因此，贸易顺差不见得说明竞争力强，有能力逆差才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三、征税原则与“功能性”财政

基于主权货币理论，MMT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观点全是错的：

1. 政府开支必须量入为出，财政有预算限制。
2. 财政赤字是有害的，政府开支会形成“挤出效应”，提高利率，挤出私人投资。
3. 财政支出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
4. 政府高负债意味着未来高税收，会加重后代的负担。

相反，MMT认为：

1. 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永远可以支付得起任何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商品和劳务，政府永远不会破产（除非政府本身倒台）。政府的预算限制是自我约束，而非硬性要求。
2. 财政赤字相当于向非政府部门增发货币，政府消费会在银行体系中形成更多准备金，不但不会提高利率，反而降低利率。政府支出会对实际资源占用形成挤出效应，但不会对金融资源形成挤出效应。
3. 恰恰相反，政府支出创造了货币，创造了私人储蓄。从宏观层面，并非税收支付政府开销，储蓄产生投资；而是政府开支创造货币，投资产生储蓄。
4. 政府负债意味着透支主权货币信用，就像增发货币一样，有可能导致通胀；但政府负债并不需要税收来偿还，也不会加重后代的负担，只是稀释了当前的购买力。

既然政府支出本质上不受限制，那么国会也就不必装模作样地批准预算，煞有介事地讨论z增税减税。MMT援引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 Beardsley Ruml 的话：“政府以征税作为收入来源已经过时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完全放弃征税。MMT主张税收应该遵循四项原则：

1. 政府应通过税收回收一定量货币，维持主权货币的购买力，维持物价稳定。

2.税收可作为再分配手段，对富人征税，救济穷人。

3. 用来实现特定的产业政策，用税收来惩罚负外部性的活动，支持正外部性的活动。
4. 用预算作为督促政府效率的工具，防止政府浪费。

既然政府并不需要靠税收来维持支出，征税的目的不应该是为政府创造收入，而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比如政府应该对烟草征税，对污水排放征税，对碳排放征税等等。MMT认为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都应该废止，因为这些税种会打消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可以保留，但目的主要是转移支付，劫富济贫，促进收入均等化。

政府支出方面，MMT借鉴 Abba Lerner 提出的“功能性”财政主张 (Functional Finance)，认为政府不应囿于收支平衡，而应以就业和民生为重。功能性财政应遵循两项原则：

1. 合理的财政赤字用来保障充分就业；
2. 合理的债务水平用来实现利率目标。

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为穷人提供基本保障，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修缮落后的基础设施。既然政府不受收支平衡的约束，那么便没有理由视民间疾苦而不顾。但是政府“印钞”去救济穷人，会不会导致通胀呢？MMT认为如果社会中有大量闲置资源，政府增加开支创造就业是不会引起通胀的；只有当资源利用率接近饱和，政府支出与私人部门争抢资源时，才会出现通胀压力。

政府债务亦没有上限。政府不必担心过高的债务难以维继。相反，政府必须提供一定量的债券来置换金融系统中的过剩准备金，这样才能达到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利率。用中国的政策语言讲就是，央行要发行一定量的央票来回收过剩流动性，但央票本身不过是另一种货币存在形式，央票存量多少完全不构成金融风险。

更进一步地，MMT建议政府实行“就业保障计划” (Employer of Last Resort, ELR; or Job Guarantee, JG). 也就是说政府雇佣所有失业的人，提供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MMT认为不受预算约束的政府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计划，那么就可以一举解决失业问题以及由失业带来的社会不安，同时还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就业保障计划”具有天然的逆周期性，当经济萧条时，失业增加，则政府雇佣增加；当经济繁荣时，私人企业雇佣增加，由于政府只提供最低收入，所以不会挤占私人投资。这样的计划甚至不会导致通胀，好比国家的储备粮计划，当粮价上涨时，国储抛售，会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政府的就业保障计划就像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库存，当私企雇佣增加时，政府的劳动力库存始终为私企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压低工资上涨压力；而当经济萧条时，失业人数增加，政府提供最低保障则会防止工资下跌。由于劳动力是所有行业的生产要素，稳定了劳动力价格，也就稳定了商品价格，进而稳定消费和产出。一旦抛弃政府预算约束，这样的“保障计划”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四、简短的评述

MMT其实并不“现代”，货币起源论中很早就有“金属货币” (Metalism) 和“主权货币” (Chartalism) 的争论，就货币发行机制而言，一直有“信用论” (Credit View) 和“货币论” (Money View) 之争。MMT不过是选择了“主权货币”和“信用论”。MMT所揭示的货币创造原理其实也早已被知晓。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 Beardsley Ruml 抛出“征税过时论”就已经表明当时的银行家已经对主权货币的原理有很深的认知。

MMT成立与否还未有实践为依据的结论，但从理论来看，MMT有其自身的问题。

MMT可谓把政府干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MMT主张的“就业保障计划”无异于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把所有无法被市场雇佣的劳力收入麾下，但却忽略了政府“计划”的弊病。比如，政府可以出于民生保障目的雇佣所有的失业工人，但这种工作如果无法带来生产力的相应提升，必然会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大量没有任何实物背书的货币发行，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MMT认为当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资源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是片面的。如果闲置资源被利用起来创造出可供消费的商品，那么增发的货币得到实际产出背书，产出增长而没有通胀是合理的。但如果闲置资源没有被有效利用创造出对应的物质增量，则必然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另外，这种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资源低效利用。MMT的主张无异于，降低经济效率，养活闲散人员。

而且，MMT的成立需要特定的条件，甚至其本身也是一种悖论。MMT在实践上要可以持续推行，前提条件是低利率，而低利率的前提是低通胀以及低通胀预期。在此条件下，MMT的政策框架才能够可持续。实际中，日本的货币政策目标、包括后来欧美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为了推动通胀率达到较高的目标，比如美国这个目标是2%，后来变成平均目标通胀值可以暂时高于2%。但是，一旦MMT的货币政策框架达到了这个通胀率的目标，通胀预期起来了，那同时它的低利率环境就不具备了，MMT框架、也就是原来的低利率和赤字货币化的安排也就不可持续了。所以有趣的是，可以看到日本的MMT之所以持续这么长时间，在执行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就是因为它的MMT在实现目标通胀率方面是失败的，这使得它的MMT政策框架自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MMT政策太成功了，因为它打破了信用扩张的机制，使得有效需求被激发了，实现了通胀目标、甚至把通胀水平抬升了很多。所以，从实现通胀目标来看美国的MMT是成功了，但这个成功导致了高通胀本身以及高通胀的预期，那么国债收益率的利率也越来越高，这反过来导致MMT框架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总之这个悖论就是，对于日本来说MMT的没有实现通胀目标的失败，导致了MMT的可以持续运行下去的这种成功。而美国是因为MMT实现了通胀率的目标成功，但是这导致它的MMT框架难以为继、做不下去的这种失败。这种悖论实际上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也就是说MMT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低利率、低通胀，那么当这个前提条件不满足时，MMT应该怎样平稳退出？这给MMT理论本身提出了新的挑战——实现了目标以后如何平稳退出，尤其是在政府已经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过程、导致了政府债台高筑。在这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没有经验，也在摸索，这在金融市场上已经引发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包括金融市场的动荡。

但是MMT对征税的主张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如果货币与黄金挂钩，政府无法随意发行，那么政府必须靠税收来维持支出。但法币体系下，既然政府可以无限透支主权信用，维持庞大的税务部门实属多余。与其征收所得税、消费税这类增加交易成本又难以监管的税种，不如征收“铸币税”来的方便。

不过，MMT的危险也许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的后果。正如《悉尼晨报》的一篇评论说：“如果你让那些争夺选票的政客知道，他们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你确定他们还能停下来吗？”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智能时代

工业4.0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

人工智能就是生产力

陈俊杰：人民币楼市、美元股市之蓄水池或堰塞湖式加息博弈

逆全球化——重振美国制造业

新自由主义推崇市场，反对政府代替市场进行抉择，反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干预经济活动。这有其合理性，比如可以减少行政腐败、降低制度成本。但40年的实践也彻底暴露了其过分强调自由所潜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一些观点感受新自由主义的内在问题：

1、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他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为了好理解，此处的保障，可以理解为公平）。

2、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哈耶克也确实有一部著作叫做《通往奴役之路》）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就是垄断企业为了掩盖剥削而创立的反动政治经济学。它鼓吹的不干涉主义和自由竞争其实完全是不自由，不公平的竞争。它就像一场不公平的自由搏击比赛一样，双方选手可以用任何方式击倒对方，但是一名选手的体重有60公斤，而另一名选手的体重却有90公斤。 这场自由搏击比赛看似公平，因为双方可以用任何招式击倒对方。可是我们可以百分百确定这名体重90公斤的一定会赢的这次比赛，因为他在体量占巨大优势。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好比这名60公斤的选手，而资产阶级和垄断企业就好比这名90公斤的选手。

事实上，导致新自由主义面临终结的原因其实分为内外两部分。

外部问题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发展知识密集型高端产业，触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托、全球化为框架下的利益链。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已行至中途，美国想要保持位于利益链最顶端，除非在能源或生物技术等方面再来一次技术革命而与其他国家拉开技术代差。否则，继续保持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自由流动），必然会出现金融资本从美国撤退，在全球范围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而世界上唯一能提供接近美国体量与机会的市场无疑在香港，各路中概股纷纷抢港股上市的原因不言自明。）

内部问题主要是垄断资本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包括美国、智利以及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代表蓝领利益的特朗普大选胜出、智利地铁涨价3毛钱引发的暴动等等，都与此相关。

那么，新自由主义之后，西方世界接下来会给出怎样的新经济理论呢？目前不得而知。

面对内部矛盾，以下或许是目前已知的两条路：

第一，所有制改革。中国特色道路似乎呼之欲出，即混合所有制，从而调节贫富差距。中国把具有天然垄断性的行业都归为国有，比如金融业、矿产业。然后利用盈余去建设基础设施（当然，目前还存在部分盈余被腐败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基层人民的利益。

第二，产业回流，即逆全球化。但这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滞胀新自由主义由其自身问题，但去全球化不是解决方案，所以这不会是美国去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面对外部问题，美国则必须压制中国，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因此美国所谓的去全球化，根本目的应该是孤立中国。

附1：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自由和平等哪个更重要的区别。至于干预，他们都主张干预。新自由主义主张干预是为了自由，如果妨害了自由，那就减少干预。社会主义主张干预是为了平等，如果妨害了平等，那就加强干预。

附2：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产。而美国反垄断法已经逐渐失效，形同虚设了。

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SSE）

区别于凯恩斯经济学

遏制中国，重振美国制造业，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卢锋：如何看待耶伦版“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供给侧经济学|凯恩斯|卢锋|宏观经济|拜登|特种部队|珍妮特·耶伦|科学家|经济学家|银行家_手机网易网 https://m.163.com/dy/article/I54KALA20519R8II.html?spss=adap_pc

新能源

美国霸权体系全貌

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强大？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而且这种强大持续了100多年？美国成为强国，保持强国，形成霸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

美国能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源于历史提供的机会，也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正如有位美国总统所指出的，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使命”。在美国崛起以前，美国的大战略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专心地搞好自己的事情，霸气地拒绝欧洲列强对美国和美洲事务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是建立和维持其世界霸权。这种战略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了解了这一点，那些常让有些人疑惑的所谓“多重标准”现象就有了答案。有许多人指责美国在民主、贸易和反恐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其实，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多重的，只有一个价值尺度，那就是国家利益。同一类型的现象对国家利益影响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为。美国值得学习的地方，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这种捍卫国家利益的一贯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许多国际框架。在这些框架里美国没有放弃国家主权，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国际框架内都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两种方面，如同拳击家的两个拳头，彼此配合，组合出击。在国家博弈场上，这两个拳头不仅用于对手，也用于盟友。

实用主义大战略主张对对手实行对抗和围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苏联采取对抗战略，同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援助、市场进入和技术等，换取西方盟国对其在后勤、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协同。 实用主义不仅针对对手，也针对盟友。在盟友之间维持平衡和制约，使它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和区域内挑战美国的地位。在日本挑战美国时，按下日本；在老欧洲有些不太顺从时，大力拉捧新欧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长期和英国维持特别的战略关系，分化欧洲。

自由主义战略侧重于改变对手。通过将对手融入互动的多边关系中，让别人接受现存的秩序和规则，推动别人的市场化、民主化改革，通过改变对手达到维持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的。在容纳对手时，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进一步约束对手。在这些国际秩序、机构和多边关系中，美国利益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由主义战略的目的，是将对手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上。交往是为了达到对抗达不到的目的；融合是为了实现围堵实现不了的目的。当对抗和围堵不能消灭对手时，就用交往和融合消化对手；当飞机和坦克不能摧毁一种竞争性体制时，就用资本市场和全球化来拆散那种竞争性体制；当只靠实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依靠“普世价值”。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战略有三个方面：“开放”（opening up）、“融入”（tying down）和“捆绑”（binging together）。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双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在这种大战略下，交往和对抗并用，容纳和围堵结合。

金融霸权

在美元基础的全球化体系下，美国的赤字美元通过贸易赤字流向了世界，换回了货物和服务。要实施这种战略，必须有人愿意为美国的赤字买单，愿意实施出口导向。 全球化体系下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专门为美国赤字战略量体裁衣而制定的。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进出口总量必须相互抵消。全世界所有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每年的净出口是一个正数。这个正数，需要别的国家的净入超（贸易赤字）来消化，否则出口导向战略无法生存。在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由于其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可能长期实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否则将会给这些国家带来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长期实施大规模外贸赤字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包括中国的出口导向，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赤字战略的基础上。 出口导向是“美元寻租”的基础，而“美元寻租”又是出口导向的前提。 表面上看出口导向和这种赤字战略是单纯的市场交换。然而，这种市场交换违背了市场交换的第一定律：等价交换。这种交换是“印刷纸”和真实货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剥削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实质。许多读过西方经济学的人认为，全球化导致货物和要素冲破国界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的最佳配置。其实那永远是一种麻醉自己或麻醉别人的幻觉。这些人忘了，西方经济学同时还认为，只有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资源的最佳配置。对美国而言，美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只有当进口货物带给美国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均衡。那些相信西方经济学的人必须承认，全球化体系是不均衡的，世界市场是低效益的体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但是，同样是自由贸易，当今的全球化却失去了19世纪自由贸易的基本特点。在金本位体制下，自由贸易虽然存在许多不公正，但至少是在确定了“价格”以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而当今的全球化却是确定了价格以后，实施不等价交换。支付手段、储备手段和价值尺度通通没有内在价值。包装全球化的那些核心理论都产生于金本位时代，新自由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推动全球化，实在是张冠李戴，有欺诈之嫌。 这种市场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 全球化的船，上去容易，下来难。 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使世界经济增长依赖美国霸权的扩张力度和外贸赤字的大小。美国霸权扩张速度越快，外贸赤字越高，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在通常的情况下，美国的外贸赤字依赖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成了推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财政部（有时包括美联储）不仅管理着美国的总需求，也管理着全世界的总需求，包括中国的总需求。 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全球化导致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深入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全球化越发达，世界经济越货币化，对世界货币的需求和依赖越深，世界经济对美元提供的流动性依赖越大，美元的地位越难以取代。全球化使美元变成了世界经济的DNA。美元的这种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了出来。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美元流动不足，不得不向美联储通过货币对置的方式寻求大量美元贷款。在世界信用萎缩的最困难时期，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的“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美国作为软帝国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使世界更加依赖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下，如果美国成为一个贸易盈余国，将导致世界流动性萎缩、信用收缩和世界经济发展放慢。 美国的债务（外贸赤字美元）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手段，成了推动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全球化就这样使债务变成了一种权力，变成了统治世界的手段。 全球化降低了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外贸赤字是美国反周期的重要手段。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美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实际上是将生产过剩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经济（尤其是总供给）从而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应变能力。在经济扩张时期，为了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大规模增加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总供给过剩的压力，美国大幅度减少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力。外贸盈余是放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变量。在经济扩张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加剧中国的经济过热；在经济收缩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下降，加剧中国的生产过剩。 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些帝国在帝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与帝国利益一致的体系。全球化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维护软帝国的利益体系。在美国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有时候一个国家内部发展道路的争论，不仅仅是价值的争论，而且往往是利益的较量。在美国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地区的那些与大英帝国有诸多利益联系的大商业利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全球化在许多国家催生出许多这样的利益集团。全球化导致美元和美国国债大规模泛滥。全球化越发达，美国的外贸赤字越多，拥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机构和个人越多。美元和美元资产将这些主体的利益绑在了美国身上。他们的利益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利益都依赖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市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在许多国家出现，以多种形式和面貌推动帝国利益。 美国和大英帝国不一样，从20世纪以来对外几乎没有领土要求。追求领土的扩张不是其战略目标。其索取财富的方式不是通过领土的征服，而是通过思想的征服、意识形态的征服和体制的征服，通过全球化，通过债务来实现的。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统治世界，美国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统治世界。这种将债务变成权力的战略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金融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权力结构，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1）巩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大批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货币风险或汇率风险及其带来的债务风险。为了稳定货币，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储备美元。金融全球化使美元储备地位更加巩固。（2）进一步推动了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家以储备美元寻求货币稳定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战略，强化了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赖。（3）增加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和权力，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尤其是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央行）控制外汇、监控资本流动的能力，大规模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越来越重要。结果，发展中国家面对海啸一样来去自如的国际金融资本束手无策。在由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资本和热钱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越来越脆弱。金融体系越开放，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越大。越开放，风险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为了自己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另搞一套。（4）增加了IMF和世界银行的权力。而这些机构基本由美国控制。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政府债券。世界金融资产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大量的国际自由资本和热钱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成了统治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

独立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国家实力得到持续发展。且长期的一强局面给美元霸权足够的试错时间，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形成了经得起实战考验的全方位霸权体系，以期永久维持霸权。

微观制裁工具——长臂管辖的域外权力

最初，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由民事诉讼中的属人管辖发展而来，是指美国法院基于外州或外国被告与法院地的“特定联系”而对其行使管辖权。在19世纪，这种“特定联系”有较严格的限定，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法院开始对“特定联系”进行扩张性解释，特别是在1945年“国际鞋业公司案”中，“特定联系”被解释为“最低限度的联系”，其后，美国各州纷纷通过“长臂法规”明确了法院的长臂管辖权。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和成文立法，美国极大扩展了自己的管辖权范围，覆盖了合同、侵权、公司、证券、婚姻家庭等各个领域。

在民商事领域推行“长臂管辖”之外，美国后来将法律的“长臂”伸展到公法领域，在反垄断、反海外贿赂、刑事案件、人权保护、制裁和出口管制等领域都推出或加强了对域外人和行为的管辖。众所周知，公法保护的是主权国家的本国公共利益，他国没有义务适用外国公法；一个主权国家要将自己的公法适用于域外，对相关人或行为行使管辖权，必须符合国际法上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即管辖国与被管辖对象之间要存在真实、充分的联系。然而，美国的“长臂管辖”建立在最低联系标准之上，有时这种联系极其微弱，使用美元结算、使用美国服务商的邮件系统都被视为符合要求。而在某些特殊领域，美国甚至可以无视最低联系，直接以“人权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长臂管辖”。

如今，长臂管辖权已经成了美国榨取他国钱财，攻击竞争对手，甚至封锁他国的工具，无论是任何国家的公司，只要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使用美国区域内的服务器进行交流，美国就有权对这家公司展开调查、起诉、罚款等一系列阴谋行为。几十年间，凡是在金融、科技、军事等领域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公司，无一例外都被美国通过长臂管辖权制裁过，韩国的科技公司爱立信、法国的工业巨头阿尔斯通、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

这一强权已经成为美国实行霸权的法律基座之一，为掠夺财富保驾护航。

宏观制裁工具——SWIFT、Fedwire、CHIPS

美国凭借其在金融科技上的优势，创造了全球美元结算清算体系，并服务于美国意志，对各国经济活动进行紧紧的束缚。利用这个体系阻断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企业、个人进行国际结算清算，将对制裁者造成致命打击。这个体系是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最大的威胁。

一是环球同业银行的金融电讯协会（SWIFT）。它是世界国家间统一的银行间支付信息传输系统，有全球200多个国家的1.1万多个银行加入。全世界总共有22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涵盖了，有1.1万个大银行，几乎所有的银行间的结算都要通过这个系统。现在欧盟要绕过美国搞一个结算体系，因为它要跟伊朗做生意。中国于2015年建立了人民币期货交易市场，用人民币结算，然后和黄金挂钩。俄罗斯也建立了独立的结算体系。这些结算体系能不能和美国抗衡呢？还远远达不到，美国主导的这个全球结算清算体系非常强大，即使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另外的结算体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庞大的结算体系。

二是美联储转移大额付款的系统（Fedwire）。它是银行间的大额付款转账系统，有了这个体系，美国就可以监控各国大额交易，他们经常把大额的短期信用暴露给系统的参与者和监管者。这个机构是从1914年开始运行的，到已运行了一百多年。

三是美国纽约清算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它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结算系统之一，替代纸票据清算的一个电子系统，主要进行跨国的美元交易清算，所有用美元进行的交易，都要用这个系统结算。

当然，以上三个是最主要的，美国还有其他一些结算清算和银行监管系统。陈文玲曾经在2001年带队赴美国调研美国社会信用体系，发现美国银行监管体系是由若干专业化程度很高、分类非常细密的监管部门组成的，有十几个银行证券专门监管机构。银行间的往来业务，包括私人和银行发生的交易关系，都有美国主导的清算结算体系和监管体系介入。

垄断利润

通过各层次的打压，美国在商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靠高科技发展优势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获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一是靠美国企业，主要是知识密集型的企业赚了大量的钱。按照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1月的报道，十年前全球企业净利润25%来自美国企业，2018年这个数值将近40%，十年间增长了3.8倍。美国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65%的国外利润来自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业，比如科技和药物。全球十大PC制造商营业收入中，苹果占7%，但利润却占35%，主要来自专利收入。不仅是苹果，芯片企业包括美国的博通、高通、英特尔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企业每用一个芯片都要向他们缴纳专利费，生产电视机的企业要交，生产手机的企业也要交，这就是美国收获的巨额专利费。

二是靠知识产权交易直接获得收入。2016年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许可收入是272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5%，欧盟占24%，日本占14%，中国占不到5%。而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对外支出一年是358亿美元，而收入只有56亿美元，逆差达到300多亿美元，主要是对美国企业的付费，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原始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三是靠无形资产获得收益。美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加起来占到总资产的26%，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和品牌的无形资产估值是4.4万亿美元，是世界上估值最高的。日本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6.4%，估值是0.45万亿美元。而我国企业创造的无形资产，在企业报表里还没有体现。

四是靠高技术举国体制创造垄断利润。美国科技与创新的举国体制首先表现在税收制度上，对企业开办实验研究费的优惠税收政策，已经形成永久性制度。1986年，美国制定了《国内税收法》，一切商业性公司和机构从事基础研发经费的增加部分，新增值的部分按20%退税，个人研发新增值退税也是20%。

美国还通过法律限制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以及国外企业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现在则主要限制中国。2018年一季度就否决了9个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按照美国最大的统计集团荣鼎集团的统计，中国企业2016年在美国的投资额是456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290亿美元，2018年下降到48亿美元，2019年继续下降。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所有有关联的交易，只要被美国认为是高科技的投资都受到了限制。

围绕高科技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美国构建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专利制度，如1972年《技术评估法》，1984年《国家合作研究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著名的《史蒂文森－怀勒技术创新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支持美国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

美国特别重视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创新有三种，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直以来中国比较重视和采用后两种。但在美国，国家的主要力量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研发经费占GNP的2.5%以上。联邦政府三分之一的科研经费，通过商业合同即招标的办法投给企业和大学所属科研单位。美国国防部科技预算20%以上用于基础研究，美国国防部把国家需要的重大战略需要，转化为若干基础研究项目，然后向企业和研发机构招投标，再用商业合同的形式给予经费支持，这些经费是高昂的。 美国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美国不仅是给中小企业减税，还允许中小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进行研究并取得专利，鼓励把知识产权注册给中小企业，要求国家实验室促进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允许中小企业使用国家实验室，为中小企业创新专门开辟了NASDAQ股票市场，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还有一个举国体制，就是美国的政府采购体制。美国1761年就制定了《联邦采购法》，由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天局这些部门进行政府公共品采购。美国国会批准预算，批准为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也就是政府招投标的形式，用市场化的办法给企业或者研发机构，每年高达几千亿美元。美国瞄准前沿技术，通过国家预算把科研经费变成法定程序，在管理前沿技术的政府部门直接招投标，用市场化的办法给企业资助。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美国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制度化、机制化、流程化的设计与管理，这个体系运行起来很厉害。

美国还采取举国体制设计推动了一些重大项目，像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技术长期研究项目、纳米技术国家计划、工业互联网计划、人工智能2030计划，这些计划都是用举全国之力进行推动的。

最后一个方面很重要，就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我国的8倍，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3200美元，中国是423.8美元。2017年美国接受留学生460万人，其中来自中国的2017年到2018年是36.33万人。美国的人工智能2030计划，这是特朗普签署的最新推出的计划，仅是教育方面就包括：学徒计划、奖学金计划、技能提升计划、计算机科学教育计划、职业教育计划，等等。

跨国剥削

美元潮汐

除了商业领域，美国在金融领域也具有绝对优势。

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曾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trouble）。”石油美元结盟下的垄断体系，致使全球贸易必须美元结算，此后美元不仅仅是美国的法定货币，更是一定身份特殊的商品，各国都成为美元的需求方。而美元随后则变身为美国收割全球财富的利器。

从商品角度来看，供求关系也适用于美元。那么各国是如何为这一商品支付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流入各国时是昂贵美元，可以交换各国廉价商品；从各国流出时是便宜美元，使得美国同等价值交换情况下可以收回大于当初放出去的美元数量。美元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主要是通过货币的升值、贬值“剪羊毛”。总体上看经历了七个周期，每一个贬值周期大约是10年，美元走入贬值通道；每一个升值周期大约是6年，美元进入升值通道。

贸易讹诈

美国贸易讹诈的武器，一是无差别的贸易攻击，也就是对进口国加征关税。依据的是胡佛总统1930年制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关税法是通过立法对其他国家加征高额关税，当时美国进口关税从40%左右上升到59%，导致了贸易战，造成世界陷入十几年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还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大法》进行232调查，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危害国家安全进行调查，包括2018年美国发起的对12个国家进口钢铝产品的贸易制裁，以钢铝进口涉及到国家安全，对这些国家发起了贸易制裁。

二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贸易讹诈。主要是进行“337调查”，即根据1930年的《关税法》第337节以及相关修正案的调查，这个调查具有制裁性，是最具杀伤力和变通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可能因为一家企业败诉，连同该国其他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全部退出美国市场。

三是产业损害救济。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进行的调查。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贸易保障措施。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制裁，就是依据这个条款进行的调查。

四是301调查。现在对中国2500亿美元输美商品进行贸易制裁，就是根据301条款做出的。301调查是美国贸易保护的武器，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条—1310节，对美国认为贸易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美国从1972年到2019年初，对贸易伙伴发起125起301调查，其中对中国进行制裁规模最大。

五是是国家安全调查。依据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这一条是对特定商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进行调查，立案以后27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90天以后决定是否采取制裁措施。

网络武器

世界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应用，使大国竞争聚集于网络空间。美国具有先发优势，在技术标准制定、网络空间关键资源控制和国家在网络空间主权管辖边界拓展等方面，已经占据了制高点。支撑全球互联网运营的根服务器总共13个，一个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个副根服务器中在美国有9个。美国生产的CPU（中央处理器）产量占全球92%，在系统软件中占86%，在全球近3000个世界级大数据库中占70%。世界上47个国家建立了网络部队，67个国家建立了非军方网络安全机构，美国网络部队规模最大。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美国2015年以来首份网络战略，可以进行攻击的网络行动。网络霸权为美国创造了收割世界财富的新武器。

为了维护网络霸权，2015年美国制定了几个重要法律，例如《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紧急状态令》。制裁中国企业中兴通讯，依据的就是《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紧急状态令》。还有就是增加了断网的威胁，美国2018年6月11日制定了网络终止原则。再有就是网络攻击，2018年以来，位于美国的3325个IP地址，向中国境内3607个网站植入木马病毒，采取很多网络攻击行动，像“棱镜计划”、“金色激光”行动、“发光交响乐”行动，针对伊朗的“奥运会”行动等，这是很复杂的网络攻击。这些计划背后不仅可以利用网络。 霸权控制他国，而且可以使美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例如，2007年开始的“棱镜”秘密项目，安全部门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分布于全球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微软、谷歌、雅虎、苹果等9家美国互联网巨头也都参与其中。

各国也有一系列应对美国网络霸权的计划，包括中国的“雪人计划”，希望在IPV6时代突破全球13个根服务器的布局，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数字丝绸之路与网上丝绸之路。俄罗斯也在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网络系统，并进行了断网演练。将来比较厉害的是全球共治框架，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这个协议因为它的IP网址多，可以让地球上每一粒沙子都有一个IP网址，根服务器将增加到25台，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德国、法国等16个国家完成了部署。25台中3台主根分别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正在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全球排名前50位的网站，支持率占42%，虽然占比较高，但是仍处于测试阶段，完全替代美国还有一个过程。在5G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业态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上，现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5G的标准，中国占了35%，其中华为占了15%。这是当前令美国着急的地方。所有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只要科技水平处于前沿，有可能超过美国，都有可能遭到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

军事掠夺

霸权危机

石油美元面临挑战

1970年代石油美元体系的设计是十分聪明的，今天的中国对石油美元体系的颠覆也同样聪明。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之后，中国越来越有兴趣在没有美元的情况下获得商品和进行全球贸易。

石油美元环流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逻辑，

中国不将赚到的美元贸易盈余输送回美国，而是利用其流入的美元为世界各地的硬资产项目融资，并增加其全球影响力。如此，不仅仅是美国的蓝领劳工受到伤害，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野心也被颠覆了。美国官员频频指责中国不遵守规则，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一旦被破局，面对天量美债，美国很可能破产，没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二

区块链

美国银行家角色稳不稳，关键看世界认不认美元的价值。

从哲学层面来看，不存在没有弱点的防守。霸权的铜墙铁壁，其弱点何在？

美元的强盛周期会有多长呢？2011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当时在会上讲，“我今天发言想讲一个故事，是美元替代英镑的故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这么说是有潜台词的，当时如果听不懂的话，现在则可以看得很清楚，言外之意是，人民币还是要悠着点，不要想那么快替代美元，这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即使人民币替代美元，那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美元的霸权地位还将长期存在。即便是俄罗斯从八个方面去美元，建立独立的结算体系，欧盟去美元建立独立的结算体系，这些所有努力加起来，如果没有颠覆性变革，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会延长到2050年以后。

美元的周期会有多长呢？英镑作为国际上最强大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它的周期是125年，直到被美元替代。187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但是美元取代英镑是美国在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之后又经历了70年。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正好100年，美国发行的美元大约是10万亿，美国国债控制在10万亿美元之内。纽约有一个国债钟，美国发行国债要向国民公布，在这个钟上显示美国背负了多少国债，国债钟当时设计的最高限度是10万亿美元，即美国国债不能超过10万亿美元，超过10万亿美元国债钟上的极限，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会崩溃。

美国从发行100万美元到发行超过10万亿美元，用了大约几十年时间。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四轮宽松货币政策，现在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十多年发行的美债超过过去差不多100年的总和。美国国债现在达到22.7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钟上限的两倍多。

美国如何成为消费大国

【深度】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与运作密码

参考

全球资本市场历史专题

美国国债200年：滞胀年代

美国国债200年，新经济时代

美国国债历史专题之十：美国国债200年：从互联网泡沫到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