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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明
第1210期
圩田，是百姓活命的依赖，也是安居的家园。自古以来，金宝圩圩命相系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圩中百姓的血液里，代代相传，至今不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圩乡文化传统，金宝圩先人对于圩堤管理这样重大的圩务，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并在围田、治水、防汛等具体实践中，形成了金宝圩自成特色的圩乡传统文化。
古圩南埂鸟官料
金宝圩肇始于金钱湖。三国时，中原避乱者大量迁入“古五湖”之一的金钱湖，他们为了谋生，在金钱湖滩上开始了堰水为田的营生，金钱湖因此有了园田、有了人烟。继之，东吴又在金钱湖滩上督众筑堤，广袤的金钱湖终于被改造成了圩田。
历经晋、唐两代的南渡，江南人口骤增，金钱湖一带人口也迎来大量集聚，兼之历代兴筑，到南唐保大十一年（953），金钱湖已被改造成化成圩、惠民圩等诸多圩田。至宋，官府起役筑圩，民众畚锸再兴，化成、惠民并十五圩终于被贯连成大圩，统称金银圩，圩长凡八十里。迨明中叶，易名金宝圩，圩长广袤百十余里，有“粮田十九万七千亩”。（《金宝圩鸟官字号弓口碑记》）
如此大圩如何维护，怎样管理，这是事关金宝圩生死存亡的大事。历代府志、县志关于金宝圩的修筑虽有零星记载，但不够具体。相比较，《宋会要》中关于金宝圩兴筑、管理的记载相对详细，但圩堤基层治理的内容不载。倒是金宝圩民间家谱中保存下了一些珍贵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基本厘清古代金宝圩圩堤管理的基本方式和主要内容。
根据圩中《宛北白沙刘氏宗谱》、《雁翅唐氏宗谱》等家族宗谱记载，金宝圩先人在圩堤管理上，是借力于圩中家族的力量，并充分发挥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的作用，来组织实施圩堤管理的各项措施。具体来说，就是全圩设立十二料，每料管理一段圩堤，由圩中十二个较大的家族充领各料圩务，并推选一人担任料首。各料各司其责，具体承担本料所辖圩堤的水利兴修，防洪治水。
关于金宝圩十二料划分情况，目前已经考证清楚的仅有四料，即白沙刘氏宗族管理的孔家坝料，雁翅唐氏宗族管理的雁翅料，陷马刘氏宗族管理的恢城料以及龙溪西镇袁氏宗族管理的鸟官料。其余八料的分布情况，目前尚无史料可考。
1949年以前，今金宝圩管家渡以西的村舍、圩田并不在金宝圩中。这一地带分布了遮浪圩、汪公圩、葛公圩、杨公圩四个小圩，以及开阔的焦村滩。古金宝圩的南埂则是东起唐突陡门（金桥村）、西止焦公凸（葛湾电站）的一段圩堤，这段圩堤“上承桐汭宛句之水，由新河建瓴下注，堤埂最为冲要。”圩长3300余弓，计5500米。（《金宝圩鸟官料公缘起并鼎建公屋碑记》）南埂与其南部的“四圩一滩”有一水之隔，水阳江大河分流注入其中。这段南埂圩堤即为金宝圩十二料之一的鸟官料所辖，料首由水阳袁氏世代充领。
鸟官料圩堤南面的河道，今已成金宝圩内沟
水阳袁氏自元至正间由宣城水东迁水阳，至明代，已为宛北著姓，宣城巨家。由此可基本断定，鸟官料为袁氏所执，应始于元明之间。由元明至清，水阳袁氏为管理好这段圩堤，也确实耗费了心力。从现有文献可知，水阳袁氏家族为了便利圩防，他们在金宝圩南埂兴建了三间公屋作为鸟官料材料堆放、汛期圩工驻防的公用房屋；他们通过借资、集资等方式，购置田产、收取田租，以确保鸟官料日常管理所需的经费；他们为了维护圩堤安全，极力阻止圩外围田行为，并着力化解圩堤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纠纷。由鸟官料推及全圩十二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金宝圩的先人们在维护圩堤安全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鸟官料”得名何来，目前圩中家谱等文献还没有见到相关信息。查阅“鸟官”词意，有传说称：远古少皞氏以鸟名官，谓鸟官、鸟师。《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魏主珪临昭阳殿改补百官，引朝臣文武，亲加銓择，随才授任……其官名多不用汉魏之旧，倣上古龙官、鸟官。”又，北魏的内朝官承袭古风，根据职务特点配以对应的鸟名。如在尚书三十六曹供职的叫“凫鸭”，“取飞之迅疾”之意，也就是办事腿脚麻利。负责督导检查工作的叫“白鹭”，“取其延颈远望”之意，倒也形象和逼真。
据“鸟官”词意我们可以大胆假设，金宝圩南埂可能因为形似某一鸟形，因而得名鸟官料；也可能南埂一带在隋唐以前曾有过奉职于内朝的鸟官，故将南埂命名为鸟官料。总之，金宝圩历史悠久，尤其是大圩南部始筑于遥远的三国时代，地名详情难考，也不为怪。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鸟官料得名缘由终会水落石出。
至于金宝圩十二料之“料”的含义，晚清金宝圩鸿儒袁一清先生有过考证。袁一清先生认为：“金宝圩料各有首，以修筑其所辖堤埂，则料为料理之义。”“金宝圩旧例，救险椿席取给于有埂业者，则料有集料之义。名堤以料，是二义殆皆兼之。”根据袁一清先生的考证，金宝圩分治以十二料，其实就是成立了圩堤管理的十二个组织，各自负责所辖埂段的日常管理和抢险材料的准备。“料”既是圩堤管理的组织名称，也是圩堤管理阻止的职责所在。
清咸丰间，改里制为团制，金宝圩含四都二十四团，团有团丁，团制得到加强。此时，圩堤管理的制度也同时发生改变，圩堤所需各项材料的筹备，由原来执埂业的家族负担改为全圩按田亩分摊。至民国，金宝圩设四乡二十四团，全圩设总局，将圩堤划分二十四段，分有二十四团分执。
时至当代，金宝圩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若干段，每段由负责的村承担兴修、防汛的责任，金宝圩堤管会负责统筹管理。到了今天，水阳镇所辖二十八个村（社区），圩堤按照各村（社区）规模大小划分二十八段，每个村（社区）各负责一段汛防，至于圩堤兴修等，则有金宝圩堤管会统一负责。
纵贯历史，金宝圩圩堤管理由分治以十二料演变为现在的二十八个村（社区）分段管理，在管理模式上，并没有突破先人的创造和发明。
至于鸟官料埂堤，则早已完成了他抗击洪水的历史使命，于1954年成为了金宝圩的内埂，并不再有兴修与防汛的任务了。
水患面前的抗争与无奈
查阅光绪《宣城县志》，宣城自秦置丹阳郡以来一直到晚清，遭受洪水袭击凡五十八次，其中明代十次，清代二十二次之多。1985年，金宝圩堤管会有《漫话金宝圩》一文刊载于时宣城县政协编印的《宣城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文中统计金宝圩从肇始至今，凡一千七百多年中，有文字记载的破圩有六次。这六次圩堤漫破，在府县志《祥异》篇中，也均有相应文字记载相印证。
第一次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这一年，宁国上游山洪暴发，因江苏高淳东坝已经建成，造成洪水东流受阻。当时金宝圩圩堤不过三丈高，汹涌的洪水漫过了圩堤，泛滥成灾。光绪《宣城县志》对这一年的宣城水灾有详尽的描述：“大水漂没圩岸田庐，人畜溺死甚重。”
第二次在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洪水冲决金宝圩圩堤，裘公、丁湾、徐村三处决口，其中裘公决口最大，长百余丈、深十余丈，全圩三天满水，百姓家破人亡，幸存者四处逃荒，惨不忍睹。光绪《宣城县志》对这一年宣城水灾也有描述：“夏大水，诸圩尽溃，庐舍无存，舟行市中，居民离散。”
第三次在清道光三年（1823）。这一年的五月，大雨滂沱，连日不开，又值山洪暴发，水势奔流凶猛，圩堤无力抵挡洪水来袭，造成金宝圩七处决口。大水后，金宝圩颗粒无收，百姓死于荒灾者无数。光绪《宣城县志》对这一年的宣城水灾有如是记载：“道光三年，大水。”
第四次破圩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这一年的八月，连日暴雨，山洪突发，洪水猛涨，金宝圩北埂杨家湾被滚滚的洪水冲决，决口宽六十余丈，深二十余丈。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农民眼看着就要收上来的庄稼被洪水洗劫一空。圩内百姓扶老携幼，四出逃荒，惨不忍视。光绪《宣城县志》对这一年的宣城水灾记载极简：“道光二十八年，水。”
第五次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这一年的梅雨季节，连续的大雨、暴雨下个不停，持续达四十五天之久，金宝圩在经受了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和连续洪峰袭击后，于五月初二这天，大圩在团湾处决口。一时间，圩中百姓四处奔命，呼救哭嚎之声震天，惨状令人心悸。光绪《宣城县志》对这一年宣城水灾的记载：“道光二十九年，大水。”
第六次在民国21年（1931）。因宁国、宣城山区接连暴雨，山洪暴发，地下水冲出地面，老百姓称之为“发蛟”，加上潮水上涨，形成三水夹攻，六月十五日夜九时许，在金宝圩西埂丁湾龙王庵后段决口。大水呼啸而入圩中，圩中百姓呼天喊地，夺路奔命，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洪水夺去了生命。四天后，全圩满水。这是金宝圩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破圩。
圩成千年，金宝圩在漫长的岁月里所遭受到的溃圩灾害岂止这六次，仅在水阳袁氏宗谱中的《鸟官料建伏龙庵碑记》里，就记载了金宝圩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曾发生溃破。
回溯历史，金宝圩为洪水肆掠成灾，应在明及以后为巨。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朝廷为免除苏浙一带水患，改胥河上石闸为土坝，这就是“东坝”。明英宗元年（1441），江水暴涨，洪水冲决土坝，使苏、锡、常一带复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在东坝原坝基上加高三丈，东坝正式告成。明代的这一系列拦水设施的设置，导致了水阳江流域的水不再能经由固城湖达东坝而东流。从这个时候开始，宣城以北的水位陡然增高，每到雨季，水患频发，圩田大量沉没于水下，民众苦不堪言。
自此，金宝圩遭受洪水洗劫成为了年复一年的常态。金宝圩先人们为了生存，一面千方百计与洪水抗争，于是各种治水、防汛的措施应运而生。一面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感到无奈与绝望，于是被迫祷告神灵，求助神力，各种神庙在圩堤旁一个个营建起来。
鸟官料建伏龙庵
明万历间的两次破圩，导致圩内百姓田室荡析不知凡几，百姓深受水害，苦不堪言。面对连年水患，百姓深信这是水中有妖龙作怪，于是，便在金宝圩圩堤上营建龙王庙、伏龙庵，供奉龙王于庙堂之上，祈祷龙王镇邪避害，也有船户于圩堤上营建杨泗庙，供奉杨泗将军于庙中，求助杨泗将军保佑行船平安。
历经万历两次水灾，鸟官料圩首——水阳袁氏十世孙袁守讷意识到，保护圩堤的安全至关重要，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圩民于鸟官料堤埂上兴建了一个很大的水牮，水牮由圩岸伸向河中，减缓了东面来水对鸟官料圩岸的冲击，起到了保护圩堤的作用。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前后，在袁守讷的倡议下，又在水牮上建起一座伏龙庵，塑龙王神像于庵中，期盼龙王镇阳侯、保平安。
伏龙庵今貌
伏龙庵建成以后的几年里，幸遇连年水势平稳，这给鸟官料周边的老百姓很大的安慰，老百姓也因此更加相信龙王镇阳侯、保平安的传说了。
伏龙庵创庵之初，庵址不过二三丈，庵屋也不大。到了明崇祯八年（1635）前后，因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蚀，鸟官料埂堤水牮上的伏龙庵屋基坍塌，屋宇损坏。因庵堂低湿狭小，庵中的僧人也因无法居住而离开散去。
到了袁氏十世孙袁上第担任鸟官料圩首时，他目睹伏龙庵颓败的现状，一面继续狠抓鸟官料的圩堤兴修，一面与族中士绅商议，集资将伏龙庵屋基拓展了数倍，同时对庵屋进行了维修。
清顺治十四年（1656），袁氏十世孙袁上选担任鸟官料圩首。袁上选在前任的基础上，于原伏龙庵后加建了佛堂，供奉龙王神像于前厅，这样，伏龙庵规模、庙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伏龙庵破败的面貌。此外，为了保证伏龙庵僧人的正常生活，他还发动本族士绅按月为庵中僧人提供粮食，还为伏龙庵购置良田，以为庵产。现存清顺治十四年的《鸟官料建伏龙庵碑记》保留下了鸟官料以及伏龙庵的相关历史。
如今，鸟官料旧日的埂堤上已建成了连片的民房，但鸟官料所辖金宝圩南埂遗迹尚在，至于伏龙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民们集资在原址旧舍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建。现存的鸟官料埂堤遗迹和重修的伏龙庵，不仅保留了古金宝圩的文化记忆，也见证了金宝圩由小到大、由单薄而坚固的历史变迁，成为了古圩岁阅千年、历尽沧桑的活化石。
附：鸟官料建伏龙庵碑记
自金钱湖改筑为金宝圩，四面大河环绕，而南一隅承徽淛下□泾阳之水，均自西汇，其势甚驶，虽平成之日，波涛湍急。值阳侯走墟，冯夷肆怒，单堤每不能支。远不殚述，万历纪年四十有八，丁亥一溃，戊申再溃，当其溃时，兆姓□□，室家荡析不知凡几。
□□□□族思溪公董圩务，以为水势汹涌，□有妖龙为患，于是，率众筑基，构庵其上，塑龙王像以□压之，颜其庵曰“伏龙”。庵之创始，址仅二三丈，宇仅数十椽。久之，址颓宇坏，湫隘难居，僧人散去，香灯断绝。赖怀坡、九州暨□□□□相继董圩之役，乃拓□□基数倍于昔，□□佛堂于后，别居龙王于前，庙貌一时改观焉。自戊□至癸□将□□年，未有溃决之害，所赖于斯庵□□□□□□□米不给□□一来□视兹庵如逆旅，香火何以不缺？
岐徵遂约族□郡庠□□、岐伯、仲文暨诸亲友，高奉庭何□□□□□□随其力之所至，出月米供僧，且捐费为香灯图久远。由是，住持僧浩然亦协力赞成，兼节缩自奉，乃置田□□□□长明灯□费。其田一坵，计贰亩，坐金宝圩牌垾；贰坵坐□宝圩毕家桥□□□地庵基左官埂傍。凡兹田地□□□□一为千百年灯火之供，并为亿万姓身家之□，僧人不得擅卖，田邻不得侵□，□如有此等，必鸠众经官究理。用是清顺治十四年孟冬月立。
注：碑文中□为缺字。
（作者系宣州区水阳镇人民政府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