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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西城金融街上，鳞次栉比的楼群往往会让人有些方位上的错乱，8月刚成立的西城法院金融街法庭就落脚在这条街的南端，只是新址时至今日还没“挂牌开张”，庭长和28名部下目前还在西城法院本院办公。
“刘庭长，您签下字。”——听到同事招呼，庭长刘建勋在书堆中抬起头，从他办公室门口的茶几到最里面的主桌，各式各样的书占据了绝大部分空地儿，“没办法，必须跟上公众的要求和律师的水平啊。”刘建勋说，“目前法官的形象在公众心中分数不高，很多判决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创立金融街法庭是个机会，通过专业裁判，提升法庭公信力。”
法庭奇事 人还没到500件案子就到了
“我7月28号到这个法庭走马上任，还没进办公室，内勤电话就打过来了：庭长，案子到了，您来看看吧！”讲起刚收的第一批案子，法院上上下下还流传着一个段子。
立案庭依据法院各庭室职能分配案件，一般审判庭的内勤都是到立案庭取几份卷宗，最多抱在怀里就上楼了，而刚成立的金融街法庭的内勤，硬是推着一个小车到立案庭取案卷，开庭伊始收案就达500件。
内勤当时就给庭长打了电话，于是有了前文那一幕，“人还没到，500件案子就到了”的说法，很快就在法院传开了。
新建的法庭怎么会有这么多案子呢？
刘建勋介绍，金融街法庭负责审理由西城法院受理的全部涉金融类案件，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等，预计年收案在6000件至7000件。
金融街法庭目前共有审判人员28人，其中主审法官6人，每人配备1名助理法官和两名书记员，按照六个审判团队计算，每个主审法官年审案量预计在1000至1200件。
“这是西部某些法院一年的审案数量，”刘建勋说，“其实80%都是信用卡纠纷案件，欠债不还被银行起诉，而且一诉就是几百人，案子就这么变成四位数了。”
法官最大的任务就是找债务人
几乎遍布着所有银行的金融街，但凡遇到信用卡出现问题，追不回钱款的银行就会把持卡人诉到法院，不管持卡人在市区还是郊区，银行作为原告起诉至金融街法庭，法庭按照管辖规定就必须受理。
可是办了信用卡透支不还的人，有几个会老老实实在家等着收债人上门催债呢？
刘建勋说，法官们量最大的工作，就是上门找到人送传票。
按照法律规定，在各种联络方式都无法送达传票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刊登公告宣布开庭。
而登公告往往意味着没找到案件被告，也就意味着案件即使有了判决结果，也可能没法实际履行。所以，刘建勋和法官们最大的工夫，都花在找人方面。
刘建勋介绍，庭里有个老法官，办这类案件很有经验，上百个案卷分到他手里，他看两眼就能分成四类。这个能直接找到人送传票；这个八成找不到，赶紧发公告，发完公告一边找一边安排开庭；这个去派出所调调档案，去物业打听一下还有戏；这个恶意透支已涉嫌犯罪考虑移交公安机关吧……
“年轻人按照老法官的意见去落实，八九不离十，大家心服口服。”刘建勋说。
根据老法官的“作战经验”，刘建勋带队制定了一套审理信用卡案件的审判规范制度，从案件的送达到审判结束，每个流程都有规定可以参照，仅仅一个起诉书送达的制度规定，就达15000字，而这样的规定总共17项。
“法官的判决，不规范的地方太多，而这一类案件，案情不复杂，难就难在怎么熟练掌握每个环节的办案技巧。”刘建勋说。
刘建勋表示，“通过老法官的言传身教以及制度的确立，金融街法庭在此类案件的裁判中，力争判决的每个环节都是严谨的，这样才能确保结果的公正，对当事人而言才更有说服力。”
审案秘籍
专家型法官 自学金融专门知识
“穷其一生，能够精通两三门法律，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法官了。”刘建勋以前专门审理保险类纠纷，转到金融街法庭后，他说自己以及庭内成员面临着从头学起的压力。“每门法律背后，都连带着庞杂的学科，比如研习婚姻法，就势必要学习伦理学。金融街法庭除了面对多如牛毛的信用卡案件外，剩余20%的将是金融业最高精尖的案件。”
“金融衍生、基金对冲、债权转股权……”刘建勋说，“目前我国法律对这些金融活动的规定都是空白。就拿金融衍生举例，所有的民间交易和投资，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进行。但金融活动安全需要法律保障，又不允许法院以维护金融安全为由扼杀金融行业的自由发展，这就要求法官在掌握丰富的金融知识的基础上，做出谨慎和恰当的权衡。”
刘建勋坦言，实际上法官掌握的知识与实际需要差得很远，“为了扩充金融知识，庭内法官参加了一个关于‘国际投资信用证’的讲座，听完却掌握不到其中的要领，其中一人还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所幸的是目前还没有这类案件被诉至法院。”
为了防患于未然，金融街法庭内的专家型法官已经在自修金融类学科，他们还通过请教业内权威以及学术专家，与固定的专家定期交流，来增长和加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与银行保持距离 避免被请吃饭
针对为什么八成案件集中在银行卡纠纷，是否与银行发卡审核不严有关的问题，刘建勋表示，就是银行自身的原因造成现有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不督促银行整改以此来避免案件的发生呢？
对此，刘建勋说，“从我20年的审判经验来看，在经济学理论中，银行作为金融寡头对社会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站在法官的角度考虑，银行随意发卡是缺乏法律意识，但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考虑，则永远是利益优先。”
“多少张信用卡发出去，损失多少，消费多少，还款多少，银行都会建立模型进行精心测算，以现在的方式办卡，就是因为这个数量对银行来说是利润最大。而在此过程中，只要不违法，银行家就不会收敛。”他说。
在此情况下，法院如果硬碰硬，通过发司法建议责令整改，银行表面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商人的本质决定了银行仍旧会追逐利益最大化，那么法院的建议将会沦为一纸空文，法院的公信力将会因此下降。
“我想与行业协会多接触，探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比如哪类人、何种情况容易出问题，让银行从业者们自省，从而改变发卡模式与条件，减少案件的发生。”刘建勋说。
为什么是行业协会而不是具体银行？对此刘庭长笑着说，“去某家银行座谈，难免被请吃顿午饭什么的，一来二去称兄道弟的，以后怎么绷着脸审案啊，所以我们要与银行保持距离……
试点新规
庭长：先把自己关进笼子 保审判公开透明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建勋说，目前司法改革的落实，对他这个一庭之长而言，才是最大的压力。金融街法庭是西城法院司法改革的两个试点之一，面对着全新的法庭和可能全新类型的案件，刘庭长说这既是压力也是最好的机会。
“我希望通过这个法庭的设立和运行，让我们摸索出一套审判工作的标准和规范，在这套规范下，法官会觉得审判工作更加便利，当事人也会觉得判决公正。在这里面，一方面是要让法官判案摆脱院长庭长逐级签字，法官仅仅执行命令的传统模式，让法官成为司法运行的主体，将审判权与裁判权合为一体。”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目前法官公正裁判的能力与公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提升法官判案的专业水平也刻不容缓。”
说到这里，刘建勋调出一份判决书的二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和红色的字，黑字是法官的判决，红字是庭长的意见，刘建勋说，这叫“庭长管理案件留痕制度”。
这个制度一方面能防止庭长利用权力对办案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对不规范或者有问题的判决进行修改，现在庭里所有的裁判意见往来，都是书面形式，意见不统一的话，可以开会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再不统一，可以报请送到审委会讨论。“我先把我自己关在笼子里，然后让审判权在机构内部公开透明地运行。”